处理性骚扰：瑞士大学处理方法得当吗？
#metoo运动促使大学着手处理性骚扰问题。但瑞士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这项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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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在日内瓦，一位年届57岁的法国天体物理学教授科林娜·沙邦内尔(Corinne Charbonnel)鼓起勇气，决意发声表达心中之痛。在一场聚焦学术界性骚扰问题的会议上，沙邦内尔数度哽咽，声嘶力竭地描述女性科学家在职业生涯中遭受的苦难，她的发言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女性。
沙邦内尔在十年前开始担任其他女科学家的导师。在那段时间里，她指导了大约60名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的女性学员，里面有博士生，也有助理教授。沙邦内尔说：“女性申请辅导项目是因为她们想在学术界发展，而不是因为她们有问题。”随着她们事业的发展，骚扰问题逐渐浮现。她回忆道，大约有15起骚扰事件，其中5起涉及性骚扰。
性骚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随着反性骚扰运动#metoo于2006年兴起，并于2017年席卷好莱坞，人们对其分布之广泛有了进一步认识。
“在过去几年里，我的学员们开始对某些行为提出质疑，而不是盲目接受，”沙邦内尔说。
认识到问题
#metoo运动曾经席卷全球，五年后，许多学术机构已经认识到骚扰问题的严重性，并承诺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解决骚扰问题，诸如订立行为准则、为学生和员工开设专门课程、号召“零容忍”并发起相应的宣传活动等。
2022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是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组织的第三次关于性别问题的学术会议。该联盟由23所欧洲大学组成，其中包括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和苏黎世大学。这是该联盟首次讨论如何预防和应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问题。下一次会议将于2024年举行。
但学生、教职员工和科学家们表示，很多措施只是形式主义，他们呼吁学校遵守承诺，让学术界更加风清气正。
2019年，巴塞尔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处理性骚扰案件的方式招致公众批评。专家们对缺乏透明度(受害者未被告知诉讼程序)、调查时间过长以及施害者只受到轻微惩罚表示鄙夷。
“性骚扰、性别偏见和歧视对于我们社会的未来以及大学生和教职人员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日内瓦大学校长、瑞士大学联盟(swissuniversities)前任主席伊夫·弗吕基格(Yves Flückiger)在日内瓦的会议上说，“在性骚扰问题上，所有大学必须做到无可挑剔。”
2019年，巴塞尔大学博士生艾丝特·乌扎(Esther Uzar)向媒体讲述了她的遭遇。五年来，她的教授导师不断对她进行骚扰，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她最终鼓起勇气对他进行举报。后来，这位教授收到大学的书面警告，并被解除了管理职务，但他仍在这所大学任教。在攻读博士学位七年后，乌扎离开了巴塞尔大学，并未获得学位。
另一起事件也在2019年曝光。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位建筑学教授也被指控骚扰学生、员工和博士生。这所大学决定对涉事人员开展调查。在听取13名证人超过42个小时的证言后，调查组认为这名教授违反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合规指南，但不存在性骚扰。
全球问题
大学性骚扰不是瑞士才有的问题，亦非学术界所特有，其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从舞蹈公司到跨国企业，都有其踪影。近期数据显示，在法国，超过5%的博士研究生曾经遭遇过性骚扰。在美国，超过20%的女学生曾是性侵犯或不当行为的受害者。
虽然瑞士没有关于高校学生或教职员工骚扰事件的全国统计数据，但国际特赦瑞士分会(Amnesty International Suisse)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33%的受访女性在职场上遭受过性骚扰。洛桑大学于去年12月发布了一份独立匿名调查报告，发现了近150起涉及刑事责任的性骚扰事件，其中包括4起强奸案。
性骚扰事件的真实数量估计会更多，因为很多受害者往往不报案。许多受害者对性骚扰的定义并不清楚：从带有性别歧视的笑话，违背意愿的触摸和亲吻，再到强奸，都属于性骚扰的范畴。即使受害者意识到自己被骚扰，她们通常也选择保持沉默或拒绝参与调查。“她们担心一旦被视为举报者，将对她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不良影响，”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多元文化与包容性计划负责人路易丝·卡瓦略奥(Louise Carvalho)说道。
这不仅仅是性问题，而是权力问题
在学术界，纵向的等级制度、不稳定的职业前景和激烈的科研岗位与经费竞争，为性骚扰提供了滋生的沃壤。通常情况下，施害者是手握权力的男性，当然有时施害者也可能是女性。
“这不仅仅是性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卡瓦略奥说。
作为学术界里地位较低的人群，博士生非常容易成为性骚扰的目标。不稳定的合同和对导师的依赖(后者通常是答辩评委，有权批准或拒绝授予博士学位-这在瑞士和德国十分普遍)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施害对象。
克里斯汀(非真实姓名)是瑞士一所大学的博士生，曾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和之后遭到一位知名教授的骚扰。他擅自给她发送了多封电子邮件。克里斯汀向她所在的瑞士大学辅导员举报此事，但对方未予以重视。因此，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我的论文或研究经费落到他手中，他可能会因为个人恩怨而拒绝批准，”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隐性成本
受害者个人所付出的代价极大。日内瓦大学2016年的一项内部研究发现，遭到骚扰的受害者不仅要应对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还面临着无法追求事业发展的风险。此外，潜在的法律费用或高达2万瑞郎以上。
瑞士法律明确保护雇员免受职场性骚扰的侵害(《性别平等法》第4条)。然而，对于将其雇主告上法庭的性骚扰受害者而言，“法律程序难度大、风险高、费用高昂、孤独且漫长，”洛桑大学校董会独立董事和律师伊莲·施密德林(Irène Schmidlin)在日内瓦的会议上表示。
瑞士法院很少作出对雇员有利的判决。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的由州级法院受理的性骚扰案件判决结果对受害者有利。如果案件上诉到联邦法院，员工胜诉的几率仍不到50%。若胜诉，员工将获得高达6个月的薪资补偿。
如果败诉，除了要支付自身的律师费，员工还需要支付被告的部分法律费用，最高可达1.9万瑞郎(州一级诉讼)。一起法律诉讼平均持续约4年，但在某些情况下，诉讼可能长达8年。
围绕性骚扰案件打官司的主要难点在于缺乏证人或直接证据。施密德林表示：“庭审案件通常很棘手，性骚扰案件更是如此。”为了更好地准备庭审，她建议寻找证人，记载事件的客观事实，并详细记录所有可能的证据，包括短信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就诊记录。
学术机构本身也会在声誉和法律费用方面付出代价。隐性成本包括人员离职、人才和专业知识的流失，以及性骚扰事件所在团队的生产力下降。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估计，一起骚扰案件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为每年22’500美元(合人民币155’925元)。
学术机构的声誉亦随之岌岌可危。面临性骚扰案和潜在丑闻，进退维谷的学术机构或许选择“走捷径”，例如极力淡化事件影响，不追究施害者责任，“这么做的动机可能是因为施害者有权势和声望，能够带来学术资金，或是施害者已接近退休，” 沙邦内尔说。学术机构处理案件的方式对其声誉造成的恶劣影响或许不亚于案件本身。
宣传教育，增强信任
学术机构正在采取行动。2016年，日内瓦大学的内部报告揭示了个人要为性骚扰付出的代价。一年后，日内瓦大学发起了#UNINIE运动，其他瑞士大学亦纷纷效仿。明年，瑞士将首次举办“国家性骚扰意识日”活动，届时各瑞士大学将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为受害者提供发声的机会，呼吁各界关注此事。
“关于性骚扰影响的数据表明，与之对抗徒劳无功。我们应当齐心打击性别偏见、骚扰与歧视，并采取‘零容忍’政策，”弗吕基格在日内瓦会议上如是说。
是否提供专门课程仍值得商榷
提高意识和信任的另一种途径是教育。包括日内瓦大学、巴塞尔大学、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内的多家学术机构，都提供可自愿参加的课程，教导人们如何识别性骚扰、如何应对以及如何举报。
然而，这些举措的效果仍存在争议。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多宾(Frank Dobbin)和亚历山大·卡列夫(Alexandra Kalev)的研究表明，以不良行为作为反面教材的培训课程可能会产生反作用，甚至可能导致潜在的骚扰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行为。“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一群人，他们是问题所在，他们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他们在一篇《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写道。强制所有人听课只会加剧人们的这种印象：男人都是“坏人”，全都需要接受改造。
严肃对待，否则开除
然而，专家认为，仅凭课程和宣传不足以解决问题。有些宣传只会吸引那些已经支持这项事业的人，而让那些需要被警醒的人感到恼火。
“老实说，没人会去看行为准则，”克里斯汀是一名博士生，她向瑞士资讯分享了自己遭受骚扰的经历。她欢迎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来处理匿名投诉，但对高校的内部机构不太信任；她担心这些机构可能会试图掩盖一些不体面的事件。”
一线工作人员表示，必须推动结构性改变，培育更好的学术文化。首先，减少学业的不确定性会是个好办法，有助于减少博士、博士后和助理教授因等级结构而遭受导师的束缚。
多宾和卡列夫认为，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多样性，比如让更多女性担任高管，将有助于遏制性骚扰现象。
在等待结构性变革发生的同时，学生、研究人员和性骚扰专家呼吁学术管理人员(校长、院长、主席和董事会成员)，践行他们关于“零容忍政策”的承诺，成为推动变革的领导者，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用路易丝·卡瓦略奥的话说：“无论一位科学家多么优秀，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骚扰他人是不可接受的。在工作场所以身作则尊重他人，这才是值得追求的卓越标准。”
(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编辑：Virginie M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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