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大屠杀幸存者最后的声音
大流行病、战争和普遍的危机感正在令针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再次抬头，而与此同时，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时代证人们也正在逐渐消逝，一场数字展览又让他们开口说话。
“还有很多事情要说，但也有一些事，我永远不会说，因为太残酷了，我开不了口，”Katharina Hardy在《瑞士最后的大屠杀幸存者》一书中这样说，她于2022年夏天去世，享年93岁：最后一批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声音正在逐渐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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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大屠杀中劫后余生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那场从2017年开展，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展览，展览中的那12幅人物肖像是由Gamaraal基金会和当代历史档案馆合作创作而来，该基金会自2014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瑞士推广纪念大屠杀的工作，现在展览有了数字版。
Bronislaw Erlich就是被拍成肖像的人物之一，他1923年出生在波兰，因在一个德国农场中伪装成帮工而幸存下来。 如果身份暴露，他会被杀死，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些可怕的记忆至今依然令他无法释怀。
“每晚睡前关上灯，我就会想起我被杀害的父母和小弟弟，我经常整夜睡不着觉。一位伯尔尼太太曾建议我服用缬草滴剂助眠，我买了一瓶，但根本不管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瑞士人才开始意识到，在瑞士也应该记住民族社会主义者犯下的那些罪恶行径。2020年，瑞士联邦委员会邀请450名居住在瑞士、尚在世的幸存者参加了招待会-表达了一个迟到的态度。今天，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阻挡在瑞士边境之外，走向死亡的人和其他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人，在瑞士得到了来自政界的广泛支持，这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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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不喜欢回忆那段往事
在二战期间，甚至在二战之后，从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瑞士丝毫感受不到受欢迎的态度，而更多是受到外事警察局的刁难。展览中出现的许多人都是后来才来到瑞士的-1956年匈牙利起义或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后他们作为逃离共产主义的难民，才在瑞士被接受。
Erlich是在这个数字展览中发出声音的最老的幸存者之一。战争结束时，他22岁。在展览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在这场灭绝中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展览中的一些人物已经在展出过程中相继去世。
近些年来，这些大屠杀目击者的逐渐消逝一直令历史工作者们感到忧心，在美国已经有人开始尝试编排出与大屠杀幸存者互动对话的全息景象，以模拟与他们的会面。
后人对集中营中灭绝行为的认知大多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凶手的照片，偶尔也有受害者的画像和许多电影，而这些也是一些想否认或试图淡化这段残酷历史的欧洲人喜欢利用的东西。
而与幸存者面对面交谈，聆听他们亲口讲述，才是防止大屠杀这段历史被遗忘的最有效方法。 Gamaraal基金会主席Anita Winter在2021年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曾说：“当幸存者在学校里讲述他们的经历时，孩子们放下了手机，大厅里会变得鸦雀无声。”
未来面对的挑战是：如果没有了这些见证人，正如最近出版的一套画册的题目那样：“当记忆变成了历史”之后，我们应该怎样来记忆这场大屠杀。
2022年11月，在苏黎世国家博物馆，霍赫内斯犹太博物馆馆长Anika Reichwald与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馆长Mirjam Wenzel及犹太历史博物馆馆长Emile Schrijver就见证人逐渐消逝问题进行了交谈。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谈话的录音( Aufzeichnung des Gesprächs外部链接)。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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