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米·杜普雷：瑞士的诉讼程序将影响国际足联形象

9月14日，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在维也纳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合作协议，旨在打击足球腐败和犯罪现象。 Keystone / Hans Punz

瑞士议会任命特别检察官，对前联邦总检察长迈克尔·劳伯(Michael Lauber)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的秘密会议展开调查。这是否会成为事件的转折点？以下是对法国《世界报》(Le Monde)记者雷米·杜普雷(Rémi Dupré)的采访。

閱讀本文繁體字版本請 點擊此處

“劳伯事件”中加入了新角色–检察官斯特凡·凯勒(Stefan Keller)，他由瑞士议会任命，负责启动对前联邦总检察长劳伯和国际足联(FIFA外部链接)主席因凡蒂诺的刑事诉讼程序。两人在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MPC，多语外部链接)调查国际足联内部数起腐败案件期间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因而涉嫌滥用权力、违反公职保密规定和妨碍刑事诉讼。

斯特凡·凯勒简介

斯特凡·凯勒1976年出生于沙夫豪森州(Schaffhausen)。他是法学博士，任上瓦尔登州(Obwalden)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院长。他于9月23日以220票对3票获通过(另有14张空白选票)，得到瑞士议会任命。

凯勒此前已获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监督机构授权，就针对时任联邦总检察长迈克尔·劳伯的4项刑事申诉开展调查。他认为的确存在必须采取刑事预审的迹象，并要求议会取消劳伯的豁免权。豁免权一旦取消，立法机关必须正式选出一名联邦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

鉴于凯勒熟悉该案且具备完成该任务的“专业经验和必要能力”，司法委员会随即建议议会任命其担任该职。此外，司法委员会认为凯勒“与瑞士检察官会议无关联也是加分项，因为瑞士检察官会议常任秘书处隶属于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而办公室现任副主席即前联邦总检察长劳伯。”

该案已拖延近两年，终于有望向前推进。我们采访了法国《世界报》(法)外部链接调查部记者、国际足联相关司法案件专家雷米·杜普雷。

瑞士资讯：瑞士议会取消了迈克尔·劳伯的豁免权，并任命一名负责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检察官–这是否会成为秘密会议事件的转折点？

雷米·杜普雷：原则上看，在议会对特别检察官斯特凡·凯勒的任命后，应该会加速他在7月底启动的刑事调查。截至目前，因凡蒂诺先生尚未被传唤听证。凯勒先生指出“存在违法行为的迹象”，这与劳伯、因凡蒂诺、阿诺德(因凡蒂诺先生的一位法官朋友)和其他人的4次无记录会议(2015年7月、2016年3月、4月和2017年6月)有关。

“原则上看，刑事调查应该会加速。”

凯勒先生依据的是5月、6月的两项起诉。他认为相关指控主要涉及滥用权力、违反公职保密规定、妨碍刑事诉讼程序和煽动违法活动。凯勒先生将负责使这些非正式会议及其目的真相大白，并界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您认为秘密会议事件是否会对正在瑞士开展的、与国际足联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影响？

除了联邦刑事法院于2019年6月对劳伯先生和另两名检察官的撤职决定外，秘密会议实际上并未对瑞士正在开展的这些刑事诉讼案造成任何直接结果。但事件在媒体和政治层面产生较大的影响，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则被怀疑与因凡蒂诺先生掌舵的国际足联（其本身作为民事原告方）勾结，令其形象受损。

这个棘手事件最终还是导致劳伯先生辞职，并成为在贝林佐纳(Bellinzone)进行的瓦尔克(Valcke)先生和赫拉菲(Al-Khelaïfi)先生诉讼案听证会上的核心。此前，在围绕2006年世界杯主办权归属德国争议的“非审判”惨败上，这也是讨论的核心。这些非正式会议的阴影区之一在于2017年6月因凡蒂诺先生和劳伯先生之间第三次见面时，是否有第五个人在场。如果碰巧，直接负责相关诉讼程序的其中一名检察官参加了在伯尔尼的这次会面，将会影响这场诉讼程序。

“秘密会议在媒体和政治层面产生较大的影响，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形象受损。”

事件中最使人困惑的一个细节是因凡蒂诺、阿诺德、劳伯和马蒂先生(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宣传工作负责人)均表示对2017年6月会议没有任何记忆。这场“集体失忆”更招致联邦行政法院怀疑。此外，2016年时，因凡蒂诺先生是否想与劳伯先生讨论与他个人相关的案件，和那桩由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起针对未知被告的诉讼程序？该诉讼程序涉及他在10年前担任欧洲足联(UEFA)法务总监时签署的一份贸易合同(由巴拿马文件揭露)。为何因凡蒂诺先生会通过一位法官朋友与劳伯先生见面？并且据称是背着他当时的法务总监？真是疑团重重。

在由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自2015年以来发起的针对国际足联一系列诉讼程序中，几乎没有能取得进展的。而以美国为例，美国司法同期已经做出多项判决，您如何解读瑞士司法的缓慢进展？

实际上，对比美国司法针对北美和南美足协负责人(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Concacaf和南美洲足球联合会Conmebol)启动诉讼程序的速度，2014年末布拉特(Blatter)时代的国际足联分别就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归属俄罗斯和卡塔尔发起刑事诉讼程序，而瑞士当局对此的时间安排相比之下确实存在差距。国际足联门诉讼案已于2017年末在纽约开审。

在瑞士启动的20余项相关诉讼程序中，目前为止，只有正在贝林佐纳的这起转入诉讼。个中差距引发一个问题：劳伯-因凡蒂诺事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寄生于”瑞士复杂的调查程序？在有名的布拉特-普拉蒂尼200万瑞郎(合1470万人民币)支付事件诉讼程序中，怎样解释为何只有在检察官希尔德布兰德(Hildbrand)介入推动后，2015年9月就开展的刑事调查今年才得以加速？

瑞士仍在进行的司法诉讼程序是否会对国际足联的形象或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诉讼程序及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足联的形象。因凡蒂诺先生的通盘策略是设法将自己与布拉特时代划清界限，清算旧账。他希望他的前任能负责并获罪。基本上，在国际足联经常上演这一幕。但如今，因凡蒂诺先生自己也由于同劳伯先生的非正式会议面临刑事诉讼。

该事件使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受到削弱，并导致瑞士的海外形象受到影响。

这起新事件从系统性层面揭露了国际足联内部丑闻的根本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现行选举制度(每个成员国1票）助长了裙带关系，导致在位领导人为保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并对机构上了三圈锁。2016年在因凡蒂诺掌舵之前进行的改革(限制主席任期、工资透明)似乎还不足以改变局面。

在您看来，劳伯和因凡蒂诺之间的秘密会议是否会损害瑞士司法以及瑞士整体的形象？

这一事件中，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因涉嫌与民事原告方国际足联的因凡蒂诺先生勾结而受到削弱。事件也导致瑞士的海外形象受到影响。

诸多问题浮出水面：因凡蒂诺先生执掌下的国际足联是否出于政治目的，意图利用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来重建名誉，并与前任领导层划清界限？为何因凡蒂诺先生个人名义参与这些秘密会议时却不提他目前在国际足联与美国当局之间“合作”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

您以记者身份调查国际足联事件是否复杂？有否遭遇压力？瑞士司法是否具有透明度并提供给您所要求的信息？

总体来说，在处理与国际足联相关的敏感事件时，有时会让许多存在利益分歧的人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有时会转化为压力，时而出于潜意识，时而却很肯定。

但说到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他们则始终给予积极反馈，注意去确认或否认一些信息，甚至是提供详细情况。

*此文为书面采访

《瑞士刑事诉讼法》规定，无罪推定(多语)外部链接适用于所有人，“只要其未因现行判决定罪”。本文提及或正在接受初步调查的个人同样遵从无罪推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