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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盖弥彰”的职业病

办公室成了令越来越多瑞士人患上病痛的场所。 Lars Turnbjörk/Vu

城市化、快节奏是信息时代的标签。在人们的眼里,以自然之美著称的瑞士应该是田园生活的世外桃源。其实,在生活和工作上“精益求精”的瑞士人中,越来越多的上班族承受着身心痛苦。

这种状况影响到的不仅是国家生产力,也包括全民的健康。尽管专家们已敲响警钟,但是瑞士的政治与经济领域对“压力病”这个话题依然“遮遮掩掩”。

在经济一片萧条的欧洲,瑞士凭借其仅为3.2%的失业率、倍受嫉妒的全球竞争力冠军地位,再加上几乎不存在的公债,简直就像是天外来客。而向来以勤勉对待任务、恪守职业价值而闻名的瑞士人,也有意保住他们的经济模式。


然而荣誉也有它的代价:据联邦经济事务司(SECO)透露,逾三分之一的瑞士人自称工作过度,这个数字比10年前增长了7%。慢性应激及其健康后果(抑郁症、过度劳累、心血管疾病、肌骨问题等)令缺勤比例上升,对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据联邦经济事务司评定为可靠估计的数据,这给企业和国家每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亿瑞郎(约691亿元人民币)。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联邦统计局就曾指出劳动者承受着社会心理的重压,而这种压力进而演变成机体病痛:41%的受调查者表示在工作中感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

每况愈下

可是专家强调,这些调研数据远不足以体现问题涉及的真正范围。“这十几年来情况相当严峻,而自2008年起则每况愈下,”洛桑的法语区工作健康高等研究所(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au travail)所长布丽奇特·达努瑟(Brigitta Danuser)断言。

专事职业病学的日内瓦精神病科医生达沃尔·康普利塔(Davor Komplita)接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据我观察,现象的数量与质量都在恶化。前来咨询者的临床状况通常已是相当糟糕。这也是我的同行的结论,无论他们是专科还是全科医生。”

在解释这种工作中出现的健康恶化情况增长现象时,常常会被提到的原因包括效益与竞争的压力、危机感、“开放空间”式办公场所的推广、同事间的矛盾,以及对随叫随到的要求和技术的革新。

与此同时,将近一半的工作人群在工作时有情绪过度投入的症状,这是最近的一项国际调研所揭示的。“我们社会的组成完全是围绕着工作。在工作中实现自我成了一种义务,”达努瑟指出:“然而与雇主们所声称的正相反,只有10-20%的职位可令自我实现真正成为可能。”这种情形能使人产生挫折感与失望情绪,甚至导致职业性极度疲惫综合症。

精神科医生们主张,工作的组织方式也成了致病因素。“仅经历一、两代人,我们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和对人权的认识。但矛盾的是,工作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纵向与专制。这点不但呈现在私营领域,在行政与公共服务部门甚至更多,”康普利塔透露。

瑞士步履艰难

无论造成职场不适的原因是什么,瑞士如今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我国只有150名职业病医生,其中大多数为传统机体病痛的专科医生(中毒、癌症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行动计划,每个员工都应该享有工作健康咨询服务。瑞士离这个目标还相当遥远,”达努瑟解释。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该研究所参考法国近十几年的模式,于去年开办了一家咨询中心。“我们已经有多个等候名单,这说明我们所回应的,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尽管法语区人-特别是受媒体对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内部多起自杀事件报导影响-对问题稍有些敏感,达努瑟却并未注意到本国不同地区间存在文化差异。“这是瑞士的问题。以德国为例,他们就拥有一套关于职业病的完善机构,”达努瑟将矛头指向非常自由化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病痛属于隐私,在公开场合仍是禁忌”。

这十年来议会对该问题的干预措施寥寥无几。“在法国,决定成立职业病机构的是国民议会,”康普利塔表示:“因此这完全是政治举措。遗憾的是,在公共保健方面,瑞士只从个体与财政预算角度考虑。可健康对企业来说既是财富,也是利润的来源。”

另外,联邦法规对心理社会疾病几乎完全保持缄默,国家工作意外保险(SUVA)也不将其认定为职业病。“人们只当它不存在,就算解决了问题,”康普利塔指出。

企业受批评

职业病私人化情况,也从治疗过度劳累的专业诊所数量的增加体现出来。“对患者进行治疗,试图还给他们生活的滋味,这很好。然而在有人成为战争心理创伤的受害者时,我们应从问题的根源着手,而不仅仅建议他去树林里散步。对工作也当如此,”达努瑟肯定地说。

从企业方面,近几年作出的努力也不能令保健专家信服。不错,关于动机、激励团队精神或个人训练的各种讲座非常流行。可有什么结果呢?“其影响不能持久,一旦出现晋升机会,人人都会忘记共事精神,”达努瑟评论道。

在康普利塔看来,基于竞争和危机感的现代管理方式反过来从中期上损害了企业:“企业看似取得了生产力收益,最终却是输家。人们变得沉默,不再对生产的总体质量负起责任,还会很快跳槽,后者造成专业技术的巨大流失。为了使越来越精细、却常常是难以实现的工序得以运转,必须以团结、热情、创造性与主观投资的名义调动各种资源。然而如今,许多劳动者已经缴械投降了。”

与职业有关的社会心理障碍有多种征兆:

当一个人感受到束缚,又缺乏解决办法时,就会产生慢性应激。长期超负荷、工作中不断受到打扰、有大量信息要处理,或者新的技术,都是造成压力感的因素。

在长期承受压力的情况下会出现劳累过度,症状是体力、精力或情绪的极度疲惫。因工作量不够、无聊,或是在职业范围内缺乏满足感,则会出现烦闷过度,或曰无聊造成的职业疲惫综合症。

雇员因极度担心失去工作,而不惜任何代价去上班的现象,被称为出勤主义。据某些专家称,由该综合症致使生产力下降,进而造成的成本,甚至比缺勤成本更要严重。

神经生物学家把情绪过度投入看作是可归入行为成瘾范围内的强迫症趋势。其重要症状为,即便没有大的厉害关系,也有很强的成功欲望,并过度担心失败。

这些心理障碍患者的常见症状为失眠、急性疲劳、极度烦躁、暗藏怒气、对工作或社会玩世不恭的状态等。机体症状则有多种表现:心血管疾病,头痛或腰痛,消化、关节或性功能障碍,过敏体质,癌症,耳鼻喉科感染等等。

根据政府经济秘书处的调研,在2000-2010年间,慢性应激患者的比例由26.2%上升到34.4%。而从未或很少有压力感的劳动者比例则从17.4%下降到12.2%。

调研作者发现,各经济领域、职业类别或性别间不存在差异。不过有压力感的年轻劳动者(15-34岁)人数超过平均水平。

专家估计,大多数去全科医生处咨询的患者(愈90%)都是因为受到压力影响

根据瑞士卫生宣传基金会(Health Promotion Switzerland),焦虑不安的雇员的生产力也会降低,其每年导致的损失最多可达到8000瑞郎(合55’252元人民币)。

(译自法文: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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