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繁荣，谁决定谁？

通往繁荣的快车道？中国在保持威权体制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上图是2025年1月南京市高铁站的航拍画面。 Afp Or Licensors

几十年来，“繁荣的承诺”一直是推动全球民主化的重要论据。然而，近期这一叙事已陷入被动-即便瑞士这样的成功案例摆在眼前。今天，当中国等权威体制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崛起，而西方民主国家却饱受内部分歧与增长乏力困扰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民主真的还能带来繁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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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似乎被当地经济的活力打动。他说：“我越来越怀疑，欧洲是否应该考虑改革我们基于自由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以保持竞争力。”在他看来，像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越南这样的国家更具决断力。“当一个国家由四个政党联合执政时，就没有竞争力可言。”

真的是这样吗？除了少数产油大国外，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往往依然更自由(见图表)。瑞士作为一个富裕、竞争力强且民主的国家，本身就堪称这种联系的典范(该国恰好由四党联合执政)。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许多国家经济不满情绪的蔓延，人们对“民主是通往繁荣的可靠道路”这一信念开始动摇，而这不仅仅是菲科的看法。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从历史上看，所谓民主化与财富之间存在关联，这一观念最早是在二战之后逐渐成形的。

一方面，这是冷战时期全球影响力角逐的一部分。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把“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模式”作为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核心筹码。另一方面，民主化与财富的联系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1959年留下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一个国家越富裕，它维持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句话后来被奉为“现代化理论”的基石，该理论主张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政治制度会自然朝着自由民主方向演进。

不过，这一理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理念也招致了不少质疑声。利普塞特本人也承认，影响发展的因素众多-教育、城市化、自然资源等等-仅凭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民主程度来判断发展水平，未免过于简单。而其他批评者则指出，该理论预设了许多关于“理想社会”该是什么样的假设。人类发展的终点是否一定就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与消费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改革，哪个应当走在前面？

“民主带来成果”

尽管存在分歧，但“发展与民主相辅相成”的观念仍得以延续。2023年，《外交事务》杂志甚至称其为“最接近真正华盛顿共识的论断”；而在前一年，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名为“民主带来成果”(“Democracy Delivers”)的对外援助项目，意在证明民主不仅带来抽象的自由，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最新的研究也没有完全否定这种联系，但往往都附带一些保留意见。2019年，包括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内的学者发现，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在25年内能让一国GDP增加20%。不过，他们的数据只统计到2010年，而过去15年全球民主的发展并不顺利。该研究也未解释国家为何会改变政治制度。阿西莫格鲁就曾表示，没有任何“机制”能够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因日益富裕而自然走向民主。近年来，他的研究重心已转向文化与制度-而不是民主本身-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在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基础上，2025年2月的一篇论文进一步证实，民主与收入之间确实存在历史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线性关系。根据研究，在较贫困国家，收入最初的增长往往伴随自由度下降；只有当繁荣达到一定阈值后，民主程度才会随之改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该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图卢兹商学院的佩特罗斯·塞凯里斯(Petros Sekeris)认为，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他们更愿意“少干点活，把更多时间花在街头、网络或群体活动中，向政府施压，推动国家民主化”。但他也坦言，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并不好界定。塞凯里斯解释说，模型在经济数据上是成立的，但并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究竟是什么具体因素促使公民推动民主，或者拒绝推动民主。他举例称，新媒体的兴起对民主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这种影响并未在数据中得到体现。

民主化不仅仅由经济因素推动！

这凸显了在研究民主与GDP关系时，统计分析的一个关键短板：它们无法全面评估其他历史变量的影响，不管是TikTok的兴起、气候变化、移民潮，还是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政治人物。众所周知，现任美国总统向来不按常理出牌，也不会刻意区分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例如，他推行的关税政策不仅让经济学家大跌眼镜，还对瑞士、加拿大、印度和巴西等民主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

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发出提醒，不要过度强调物质因素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近年来，经济不满常常被视为民主“倒退”的原因，但数据并不总能支持这一说法。正如《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的两位作者所写，有时是个别政治家-比如特朗普-会刻意选择将国家引向某一条道路。最终，他们总结道：“领导人的角色依然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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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民主国家是否真的表现不佳，抑或为何表现不佳，也许远不及这种叙事本身重要。在欧洲，公民对政治的满意度往往低于客观指标所显示的情况。布宜诺斯艾利斯“南方事务”(Asuntos del Sur)智库的马蒂亚斯·比安奇(Matías Bianchi)表示：“当你不断在网上看到‘民主国家不行了’之类的说法，它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比安奇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乐于看到对手“从内部瓦解”，因此不断渲染“民主软弱低效”的叙事。类似的情形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同样存在，那里的民众对民主的实际运作结果越来越不满，这也是他们转而支持民粹主义者或威权主义者-比如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人承诺能带来成果。

瑞士是三好学生，其繁荣的根源为何？

至于瑞士，它同样无法完全避开全球的新变局，也没能幸免于特朗普的关税。经济学家估算，在最坏情况下，这可能会让瑞士的GDP缩减0.7%。即便如此，瑞士依然会是个富裕国家。它不仅保持高度竞争力(见图表)，其公民还享有广泛的直接民主权利。那么，支撑其繁荣的根源究竟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选择？

“税收和区位因素对瑞士的经济表现影响极大，”卢塞恩大学IWP研究所的马可·波特曼(Marco Portmann)表示，“但关键在于，这些优势源自明智的政治决策，而这与制度安排密不可分。”波特曼解释说，在瑞士，直接民主、联邦制和均衡的选举规则相互结合，造就了一个虽运转缓慢却并不低效的体系，这个体系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律与监管稳定性”。

波特曼指出，公投与公民动议带来的直接民主，一方面赋予决策以民意层面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在总体上对政府支出形成约束。他表示，2012年民众否决“六周带薪假期”提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然，选民并非总能做出理性选择，尤其是在缺乏可靠信息时。但波特曼强调，政策制定者同样可能在资金使用上出现失误-尤其是在财政盈余时期-而专制政体也并非一定高效。“似乎每周都能听到有关中国潜在泡沫的报道，”他说。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专制政权同样没有优势(见图表)。贫富不均往往是引发民众愤怒的导火索，这一问题如今已在全球范围爆发，包括美国。而瑞士长期以来成功控制了不平等现象-至少在收入层面，而非财富层面。尽管这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民主是否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却并不明确。波特曼的IWP同事梅兰妮·哈内尔-穆勒(Melanie Häner-Müller)几年前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就表示，瑞士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双轨制”教育与培训体系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

地缘政治事件

归根结底，基于数据的繁荣与增长分析也许只能解释部分现象。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Graduate Institute)冲突、发展与和平建设中心(CCDP)的埃莉扎·厄温(Eliza Urwin)指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民主国家正面临一种全新的局面。

“民主带来增长、贸易带来和平的旧逻辑已经不再适用，”厄温表示。如今，民主已不再只是积极的承诺，而是一个地缘战略议题，各种叙事相互角力-而威权叙事在近些年尤为得势。“威权主义兜售的逻辑是：铁腕才能带来安全与稳定；在人们感到不安全的地方，这种说辞往往极具说服力，”她指出。

因此，民主的两大承诺-稳定与繁荣-正在遭遇挑战。当下，为民主辩护的声音往往更加务实且坚定。以厄温为例，她的立场十分明确：今年6月，她在布鲁塞尔向北约官员等人士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主题：民主是“保障欧洲及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国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成果与短板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均GDP持续攀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人均GDP约13,303美元；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评估报告指出，1981—2019年间中国约有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属全球减贫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但中国经济结构性挑战同样突出。世界银行与欧洲央行的分析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由此前的年均约2.8%放缓至0.7%左右，生产率动能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4年第四条款评估中称，受人口老龄化与生产率趋缓等影响，中期潜在增速料将继续回落。

房地产与地方债务是当前增长的主要拖累。青年就业承压亦引发关注。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全球贸易政策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与对外扩张形成约束，同时也促使企业加速产业链的“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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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Reto Gysi von Wartburg/gw，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