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鏡頭解放的科索沃同性戀者
在科索沃，同性戀者常常被迫躲躲藏藏。他們也很難在瑞士的阿爾巴尼亞僑民中生存。來自科索沃的瑞士攝影師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想給他們一些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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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眾中從未有過同性戀。”一位來自科索沃的伊瑪目如是說。他公開自稱仇視同性戀。但這些話卻被電子音樂的節奏所模糊。普里什蒂納(Pristina)的非異性戀者社區伴著這音樂，終於可以避開公眾視線，在秘密場所表達自己的情感。
科索沃裔瑞士攝影師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計劃用照片和視頻，反映性取向少數群體在科索沃不可能自由生活的事實。雖然這個國家的首都現在有了同性戀遊行，一些人對性取向多樣化持開放態度，但文化的束縛依然很嚴重。
《“做一個人！”》系列作品幫助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在日內瓦獲得了人權攝影獎，但這些照片也講述了他本人的故事。在洛桑藝術學院(ECAL)學習攝影時，面對自己出櫃的複雜性，這位年輕人去見那些試圖擺脫思想束縛，從而過上同性戀生活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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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人！”
出於安全原因，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不得不通過燈光技巧和舞台佈置來隱藏他大多數作品主角的身份。 “如果他們的家人發現他們是同性戀，有的人可能會被趕出去。”他說，在科索沃的一個朋友在街上被警察襲擊，襲擊者卻不會受到懲罰。幫助性取向少數群體的機構尚不存在。攝影師說，貧窮和猖獗的腐敗不利於少數群體的生存。 “當我與科索沃的人權活動家交談時，他們告訴我，在與非異性戀者人打交道之前，他們還有更緊迫的問題要處理。”
即使在瑞士的僑民聚居區，傳統的影響也十分深遠。這位24歲的攝影師說：“儘管在瑞士有更多自由，但大多數阿爾巴尼亞同性戀者依然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他講述了一個朋友的極端例子，他父母在發現他伴侶的照片後將他送回科索沃，希望伊瑪目能夠“治癒他的同性戀傾向。 ”
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曾有機會離開家鄉伯恩州的比爾市(Biel/Bienne)去求學，因而有機會尋找自己的性取向。 “如果我沒有離開，我就不會有空間去體驗同性戀，”他說。
“我在哪兒都沒有家的感覺”
這位年輕人不懼怕為規劃自己的道路、擺脫陳詞濫調和反對歧視而奮鬥。他九十年代出生於比爾市，父母是逃離科索沃的政治難民，他在兩種文化之間的邊界上成長，經歷了自我塑造的艱難過程：“如果我們很好地融入當地，有時別人也會使我們感到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小時候別人都向他喊：“阿爾巴尼亞人很暴力”，或者“你有一個扁平的腦袋。”
這是一些令人傷痛難癒的話：“我拒絕了自己的融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沒有做瑞士人的感覺。”即便返回祖國，他也不是科索沃人：“在那裡，我們被稱為Schatzis（德語’親愛的’）。” 對這位年輕人來說，這是一道難解的方程式：“我在哪兒都沒有家的感覺。”
“我不能再做自己討厭的事了”
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小時候已經喜歡上用家裡的攝影機捕捉兩個世界間的童年。他回憶說：“我什麼都拍，並花數小時在計算機上進行編輯。”高中時，受一位攝影師堂兄的啟發，他買了一台相機並學會了獨立使用，甚至是秘密使用，從未上過任何他認為不重要的課程。老師們是在他拍攝了一些同胞的面孔、成功地完成一件成熟的攝影作品時，才發現他的熱情所在。
然而他明白，人不是靠熱情生活，人們通過學習建立更美好的未來。於是他就註冊了洛桑聯邦技術學院(EPFL)。 “一天后，我意識到我無法繼續強迫自己做自己討厭的事情。”皮埃爾·卡斯特里奧·賈沙裡轉向洛桑藝術學院的攝影培訓，這對他周圍人來說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選擇。 “在我們家，工作必須有成效。我的父母不希望我繼續走他們不了解的這條路。但我沒有給他們選擇的餘地。”
“我需要將自己的一部分放入作品中”
攝影成為他“表現人性”的語言。皮埃爾·卡斯特里特·賈沙裡將第一件成規模的作品貢獻給“正在吞噬他”的性取向問題。他承認：“我需要將自己的一部分放入作品中。”從此，他的鏡頭只對準來自比爾市周邊的伯恩汝拉地區各種血統的年輕人。這套作品贏得了伯恩汝拉攝影調查獎。
該獎項使他能夠近距離觀察這個農村地區的社會構成。伯恩汝拉地區讓他想起兒時和家人一起拜訪朋友的情景。他說：“典型的瑞士鄉村氛圍與這些非常傳統的阿爾巴尼亞家庭之間的對比常常讓我感到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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