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富裕遇上低生育：瑞士家庭政策之睏

在瑞士，家庭事務的主要負擔仍然由女性承擔-原因十分複雜。 Keystone / Walter Bieri

儘管瑞士長期位居全球最富裕國家之列，但在育兒支持、托幼服務和家庭友善政策方面，卻明顯落後於許多歐洲國家。高昂的託育成本、漫長的工作時間以及仍然根深蒂固的傳統家庭分工，使不少家庭在生育面前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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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治學家西爾婭·豪瑟曼(Silja Häusermann)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既涉及制度問題，也與社會觀念有關，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往往被人們忽略。

瑞士約17%的人口是兒童和青少年。這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群體，不僅因為他們不久後將開始為退休金體系繳費，支撐老一代人的退休收入；瑞士未來的經濟發展，以及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正常運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於年輕一代。

儘管如此，瑞士在家庭支持政策上的表現卻顯得有些乏力，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雖然瑞士有「兒童基金會」(Pro Juventute)和「家庭協會」(Pro Familia)等專門為兒童和家庭發聲的組織，但正如蘇黎世大學知名政治學家西爾婭·豪瑟曼(Silja Häusermann)所說的那樣：「很明顯，兒童和家庭群體的遊說力遠不如其他社會利益集團，例如農業界。」

豪瑟曼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訴求往往比較模糊而廣泛。她說：「對於他們的直接需求，我們可以通過科學研究加以識別；但對於家庭而言，怎樣的條件才最有利於滿足這些需求，則存在不同看法，也存在爭議。」

而這樣的爭論一直存在。在聯邦層面，保守派和進步派圍繞著相關議題持續博弈，且往往彼此牽制。

瑞士與其他歐盟國家的區別

這樣的價值觀衝突並非瑞士獨有，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不過，與週邊歐洲國家相比，瑞士的家庭政策明顯不夠完善。對此，豪瑟曼又歸納出三個主要原因。

首先，主張加大國家扶持的左翼力量相對較弱。她說，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瑞士左翼政黨的政治影響力明顯有限。例如，社會民主黨和綠黨在聯邦議會中的席次佔比從未超過30%；而在北歐國家，左翼政黨在歷史上往往能夠獲得40%以上的選票支持。

因此，瑞士推動由國家主導、大規模擴大家庭福利政策的政治動力，一直弱於許多歐洲國家。

其次，瑞士高度聯邦化的政治體制在某種程度上拖慢了改革進程。豪瑟曼表示：「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家庭政策福利通常較少，因為責任和成本容易在不同層級之間相互轉移，而相關挑戰往往只被視為地方性問題。」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地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她說：「在瑞士，有些城市的家庭政策幾乎達到北歐國家的水平，而有些地方則更接近義大利模式。」這種看似「拼布式」的局面其實是有意為之的。「聯邦制的目的之一，正是讓不同地區的人能按照各自的價值觀來生活。」

豪瑟曼提出的第三個原因，是瑞士社會相對保守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她表示：「這三個因素環環相扣，最終形成了一套相對克制、較為保守的家庭政策體系。」

富裕反而成為阻力

不過，瑞士與歐洲鄰國的差距並非體現在所有領域。豪瑟曼表示，在稅收減免和家庭津貼方面，瑞士「基本上處於歐洲平均水平」。

但在兒童托育服務方面，差距十分明顯。瑞士的托兒所(Kita)費用高昂，根據家庭收入和居住地不同，家長往往需要自行承擔全部或大部分費用。此外，尤其是在一些小型市鎮，托位數量有限，甚至沒有托位。

然而，托位短缺並不是瑞士家庭中一方或雙方父母選擇兼職工作的全部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瑞士全職工作的工時普遍高於大多數歐洲國家。

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豪瑟曼說：「在瑞士，許多家庭依靠一份全職加一份半職收入就能維持體面的生活，而在不少歐洲國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她認為，正因如此，「許多瑞士家庭有能力維持較為傳統的家庭模式(一方留在家裡照顧孩子)」。而在這模式下，減少工作時間的通常仍是母親。

出生率持續下降，哪國做法值得借鏡？

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瑞士人都在選擇不生孩子。如今，瑞士已成為西方國家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最新數據顯示，瑞士整體生育率已降至1.29，創下歷史新低。

因此，瑞士與法國及北歐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長期以來，法國和北歐國家一直保持著歐洲較高的生育水準。

在法國，這與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密切相關。政府針對不同收入水準的家庭提供各種扶持措施。而在北歐國家，則更多是靠著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來維持較高的生育率。

如今，在歐洲範圍內，保加利亞的生育率最高。這主要是因為當地女性生育第一胎時的平均年齡較低，而這因素被認為是影響生育率最重要的變項之一。但是，持續的人口流失也令那裡的相關統計數據有偏差。

此外，保加利亞近年來持續加強鼓勵生育力度，從有薪產假到人工受孕治療的國家補貼，提供各種生育支持。

漫長工時與固定作息：瑞士勞動市場的另一道門檻

那麼，瑞士能夠從這些經驗中學到什麼？歐盟國家的家庭政策是否有助於提高瑞士的出生率？

豪瑟曼認為，家庭政策只是影響生育率的三個關鍵因素之一。另外兩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分別是勞動市場和社會觀念。「只要這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僅僅調整其中某個環節，效果往往十分有限。」

她以日本和韓國為例。面對持續低迷的出生率，兩國政府近年來不斷增加對育兒和家庭政策的投入。「但在這兩個國家無論是勞動市場結構還是社會觀念，都沒有發生相應改革，」豪瑟曼說。因此也未產生預期的效果。

豪瑟曼認為，瑞士在工作與家庭平衡方面同樣面臨問題。

「瑞士距離真正意義上的雙職工全職就業社會還相當遙遠。我們每週工作時長比許多國家都要長。大家中午都要休息一個小時，傍晚六點才下班。而在那些夫妻雙方都全職工作的國家，情況並不是這樣。」

因此，瑞士社會中的性別角色其實並未發生根本轉變。即便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也往往只能透過減少工作時間來應對職業與家庭難以兼顧的問題，長期承擔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

豪瑟曼表示：「與40年前相比，瑞士女性的人生軌跡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而男性的人生模式卻幾乎沒有改變。」她認為：「這或許就是癥結所在。」

政治層面的措施，例如瑞士6年前通過的為期兩週的強制陪產假，其影響並不僅僅體現在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會改變人們對家庭角色的認知和社會規範。

豪瑟曼說：「法律改革能夠讓某種生活方式逐漸成為社會常態。陪產假的意義在於，它傳遞出這樣的信息：男性在孩子出生後留在家中照顧家庭，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社會所期待的。」

移民弱化了瑞士的迫切感

不過，豪瑟曼並不認為瑞士會在近期將針對家庭和兒童支持政策的社會討論提上日程。在她看來，瑞士有關家庭政策的討論中，缺乏「鼓勵生育」的視角，即把家庭政策視為提高出生率的重要工具。

左翼陣營關注的重點在於性別平等；經濟界注重自由主義；而社會保守群體，則更希望維持現有的家庭分工模式和勞動市場結構。

豪瑟曼說，由於瑞士長期保持較高的移民流入水平，人們並沒有明顯感受到人口正在萎縮，也很少將其視為社會問題。「在瑞士，『鼓勵多生』並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

瑞士出生率下降並非只因為人們不願意生孩子，請參考：

(編譯自德文：楊煦冬/dh，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