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這位瑞士年輕人來過北京頤和園

馬克斯·胡貝爾(Max Huber，左)在北京頤和園中休息。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在成為法學教授之前，馬克斯·胡貝爾(Max Huber)曾用了近兩年的時間環遊世界，這段經歷為他之後的職業生涯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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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瑞士知道馬克斯·胡貝爾這個名字的人不多，但在蘇黎世州有一個只有1700名居民的奧辛根村(Ossingen)，那裡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個名字，因為這個村莊中，一座建於13世紀的知名城堡-威登城堡(Schloss Wyden )屬於馬克斯·胡貝爾。自從他1960年1月1日去世後，他的後代幾乎沒有變動過這座城堡裡的任何東西。

他的孫子烏爾里希·胡貝爾(Ulrich Huber，86歲)帶我參觀了這座城堡，它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小型家庭博物館。

馬克斯·胡貝爾-律師、外交官、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

馬克斯·胡貝爾在威登城堡家中的書房裡，年代不詳。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馬克斯·胡貝爾出生於1874年。作為一名律師和外交官，他擁有非常輝煌的職業生涯。從1902年起，他便成為法學教授，同時擔任瑞士政府的外交政策顧問，並代表瑞士出席各種國際會議。

1920年-1932年，他任職海牙常設國際法院法官。1928年-1944年，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

1945年12月10日，他作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1900年5月-1901年12月的環球旅行是胡貝爾職業生涯的起點。「我相信我祖父是在這次環球旅行中做出決定，從事外交工作，」他的孫子烏爾里希·胡貝爾說。

馬克斯·胡貝爾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上千張明信片，這些都被小心翼翼地收集了起來。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他去了俄羅斯、日本、東南亞、斯里蘭卡(當時的錫蘭)、澳洲、中國，最後到達美國。胡貝爾希望以瑞士聯邦政治事務部授權代表的身份出行，但聯邦委員會並未委任他這項任務，但為他寫了推薦信，這些推薦信後來多次為他在旅行中提供了方便。

家族檔案館

烏爾里希·胡貝爾帶我來到城堡的塔樓，他祖父的圖書館就在頂樓的房間。當我們來到下一層的一個房間時，令我沒想到的是，他忽然把一塊地毯捲了起來，下面的地板上居然露出一扇活板門，打開這扇門是一個暗室，這裡存放著他們的部分家族檔案。

馬克斯·胡貝爾在旅行期間經常會寫信給家人。他也將自己的日記分批寄回家，1906年他將這些日記進行節選，並出版成書。

出版的書中有三個分析性的章節：西伯利亞的商業條件、瑞士產品出口到中國的前景、日本如何發展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以及澳洲英屬殖民地的民主制度。

烏爾里希·胡貝爾(Ulrich Huber) 於威登城堡家中的家庭檔案館。 Dominik Landwehr/SWI

這說明，他是在事後對腦海中的印象進行了分析，並轉化為語言形式出版。

馬克斯·胡貝爾寄回家的不僅是文字，還有一些物品，他對自己寄出的每一份文件和每一件物品都做了詳細記錄。在奧辛根的家中，他的親人們也一絲不苟地將收到的東西全部做了記錄。

入侵朝鮮的日本士兵。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上千張明信片

在日本，胡貝爾進入了上層社會，這裡在櫻井教授家。「房子和花園很美，但是日本餐和用筷子吃飯他不太習慣，」他這樣寫給母親。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例如，1900年11月記著：六包橫濱的照片、一封用日本木紙寫的小信箋、四張帶插圖的明信片、幾頁日記以及十二張印有寺廟、茶館和公園景色的卡片。

這還不是全部：因為這位週遊世界的年輕人特別喜歡日本，所以他還買了雕塑和近兩公尺高的鑄鐵寺廟燈籠。

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寄給母親的明信片，上面寫著：我今天抵達了西貢。這裡到處都是熱帶植物；植物園非常壯觀，還有一個非常宏偉的長廊。但酒店卻相當簡陋；艾伯哈德一家以及許多其他瑞士人都非常友好地迎接了我。1901年1月4日的另一張浪上寫著：「熱襲人寫在烤箱裡一樣，」就像在烤箱裡寫道。

胡貝爾通常寫得很多，常常用好幾張明信片才能寫完。有時，他還會在明信片上畫畫。

他隨身攜帶一台柯達相機，儘管當時已經有了使用捲筒膠卷的輕便相機，但照片的品質依然不是很好。在旅行中他隨時把照片沖洗出來，寄回家。

因為有了這些豐富的影像素材，我們現在才能詳細追溯他的這段環球之旅。

他的孫子烏爾里希·胡貝爾對3000多張照片和數千張明信片進行了歸類，並彙編成一部記錄性文獻。

馬克斯·胡貝爾主要乘坐輪船和火車旅行，偶爾也乘坐馬車。

這張明信片是胡貝爾自己畫的，1901年9月18日於北京。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他廣泛的人際關係屢屢為他帶來不同尋常的際遇，例如俄羅斯伊爾庫茨克民族博物館館長就帶他參加了一場西伯利亞最大的少數民族-布里亞特族的祭祀儀式。

馬克斯·胡貝爾見證了布里亞特人的祭祀儀式。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胡貝爾在儀式上甚至捕捉到了難得的鏡頭。

至於胡貝爾當時的感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沙皇時代，俄羅斯已經有了刑罰營和大型監獄。馬克斯·胡貝爾參觀了亞歷山德羅夫斯克的監獄，甚至還拍了照片。他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這個地方。他下船後他乘坐一輛被稱為Tarantas Troyka的馬車前往城市。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各地的習俗常令他感到不習慣。

他在描寫廣州時寫道：「房子都很乾淨，但有著陡坡的拱橋下的小河卻非常骯髒。此外，這裡到處都是露天廚房，用臭氣熏天的蠔油烹飪烤雞、乳豬、肉丸和魚，看著就沒胃口；飲料攤上擺著色彩鮮豔的飲料」。

中國廣州的碉樓。他還提到了狹窄混亂的小巷和房屋之間臭氣熏天的糞池。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胡貝爾在中國經歷了不安定局勢。在他抵達中國前不久，所謂義和團運動剛結束。 1901年9月，他從中國北部發回的信中用批評的口吻寫道：「歐洲和美國軍隊有時表現得像破壞分子。」

雖然，馬克斯·胡貝爾在環球旅行中感受到「用錢解決問題」的好處，但儘管如此，他的行程並非沒有艱苦的時候。

炎熱的天氣也讓胡貝爾望而生畏，因此他決定不去印度，只去遊歷了當時錫蘭高原的一個茶葉種植園。

錫蘭高原的茶園。這張照片是胡貝爾在當地購買的照片之一。 Familienarchiv Max Huber

這是應他父親的要求去的，因為他擁有一位已故朋友的茶園股份。雖然繞了路，但火車駛入高原時看到的美麗風景和這一地區宜人的溫和氣候還是讓他覺得不枉此行。

馬克斯·胡貝爾的環球旅行，是追隨自1860年以來在瑞士流行的一種風尚：週遊世界當時被富裕階層看作是一種成長體驗。瑞士巧克力製造商菲利普·蘇查德(Philippe Suchard)、博物學家約翰·魯道夫·蓋吉(Johann Rudolf Geigy)、攝影師海因里希·希夫曼(Heinrich Schiffmann)分別於1873年、1886年和1897年進行了環球旅行。

(編輯：Benjamin von Wyl，Benjamin von Wyl，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