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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世動物園背後的故事

拍攝團隊可以毫無限制地接近動物園中的動物,除了靈長類和大象。
拍攝團隊可以毫無限制地接近動物園中的動物,除了靈長類和大象。 ©Pantera Film GmbH

德國導演羅穆拉德卡爾馬卡(Romuald Karmakar)拍攝了一部長達3小時有關蘇黎世動物園的紀錄片。他在訪談中透露了把他的注意力從戰爭和高科技音樂主題轉向籠子裡的動物的真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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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在柏林國際電影節的一個比較清靜的區域,遠離紛亂的政治抗議和紅毯上的喧囂,舉辦了一場略顯安靜的特殊首映式。戰後重建的大型文藝影院德爾菲電影宮(Delphi-Filmpalast)內的600個座位很快就坐滿了人。

無論是放映現場還是片子裡,都看不到明星的身影,但大廳裡充滿了期待的氛圍。羅穆拉德·卡爾馬卡的《隱形動物園》(The Invisible Zoo)是一部長達三小時的無聲紀錄片,這一天這部片子將進行全球首映。

「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在這部片子中要有四季、無解說、無附加音樂,無坐式採訪,」卡瑪卡爾在放映結束後說。

卡爾馬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期德國最勇敢、最具政治爭議性的電影人之一,他在過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透過《196 BPM》(2003 年)和 《如果我在夜裡想起德國》(Wenn ich nachts an Deutschland denke,2017年)等影片記錄了德國的各種電子音樂場景。在此之前,他的拍攝對像是從巴爾幹僱傭兵、連續兒童殺人犯和鬥雞者,到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s,納粹德國領導人)及911襲擊者的伊瑪目等各色 人物。

他的新片對每位觀眾都是極限的挑戰。卡爾馬卡的影片風格簡練,沒有絲毫華麗的修飾,需要人專注地用冷靜、嚴肅的視角去感受震撼。

他詳細描述了動物園的運作方式,片中可見管理會議、員工之間的討論、公眾捐贈者的酒會等場景,但他把鏡頭主要放在了那些日常瑣碎的工作上,因為就是這些點點滴滴 的簡單工作保證了蘇黎世動物園這個小世界的正常運作。

外部内容

為什麼選擇蘇黎世動物園?

我首先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是蘇黎世? 因為卡爾馬卡的大部分重要電影都以柏林為背景,而且都以德國歷史或文化中的某個敏感點為出發點。他的電影《馬尼拉》(2000 年)也不例外,該片以菲律賓為主題,曾獲洛迦諾電影節銀豹獎。

「老實說,這部影片原本是打算在西柏林動物園拍攝的,我們為此得到了資金。但在那裡拍攝了十天後,由於動物園管理方的一再阻撓,我們中斷了拍攝,」卡瑪卡爾實事求是 地回答。

「2018年夏天,這個計畫落空了,考慮到經濟壓力,我們想開展一個小規模的項目–我們查看了謝裡丹排名(英國專家安東尼·謝裡丹(Anthony Sheridan)的全球動物園排名)。前五名全部都 在德語國家。

「蘇黎世動物園對我們的唯一的限制是,我不能到靈長類動物和大象的園區拍攝,」他笑著說:「我昨天才知道這是出於安全考慮,因為我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 。」

當被問及拍攝動物是否有什麼訣竅時,卡爾馬卡說:「在一部關於蘇黎世動物園的影片中,你必須找到所拍攝動物的特性。例如牠在看什麼?牠聽到了什麼?一般在動物電影中很少使用原聲。例如在紀錄片《地球》中,影片中的北極熊並沒有配上牠生活中的原始聲音,如咆哮聲、腳步聲或空氣的聲音,而能聽到的是拍攝時使用的直升機在頭頂上轟鳴的聲音。

說話時,卡爾馬卡經常會笑,彷彿他在為他的電影進行即時解說。他回憶說:「我的剪輯師第一次聽到這部電影的錄音時,他的評價是:『太吵了』。而蘇黎世動物園就在機場附近,時時能聽到飛機從頭頂飛過的聲音。

羅穆拉德卡爾馬卡(Romuald Karmakar,中)在紀錄片的首映式上。
羅穆拉德卡爾馬卡(Romuald Karmakar,中)在紀錄片的首映式上。 ©Hojabr Riahi Film und Medienstiftung-NRW

斑馬之死

在《隱形動物園》中,我們看到了動物們在各種人造棲息地的生活。 我們看到牠們的食物是如何準備的;如何被機器切碎;如何被裝在管子和漏斗裡,我們看到動物們毫無表情的面孔;看到牠們機械化的日常活動,並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中看到了牠們的死亡。

在一個冗長、令人心碎的場景中,一隻查普曼斑馬被射殺了,牠的頭被砍下來、然後被開膛剖肚,餵給了獅子–一隻健康的斑馬,動物園一再強調在牠死後,盡最大可能重新安置了另一隻斑馬。

動物園花了很長時間為這隻斑馬尋找願意接收牠的動物園,卻沒有找到,最後決定殺死牠。在這段篇幅中,卡爾馬卡展示給觀眾的是,為了安寧所需要付出的暴力。

「在我們的社會中,能夠感受到許多來自動物的美和動物的各種圖像–在兒童睡衣上、電影的鏡頭中等等,」他說:「然而要維護動物在公眾心中的美好形象, 有時候就要做出這種殘酷的選擇,打上了可愛動物的標籤。這種體制中對待動物的處理方式的思考。

他繼續陳述著,似乎想要揭開這個項目中那些無解問題的謎底,」那位射殺斑馬的人不希望被拍攝,也不希望我拍攝斑馬倒下的瞬間。我可以接受和理解前者,但我很難理解他為什麼不想讓我拍攝那隻垂死的斑馬。

影片透露了動物園訪客看不到的東西。
影片透露了動物園訪客看不到的東西。 ©Pantera Film GmbH

疫情的影響

卡爾馬卡說:「在蘇黎世這樣的動物園拍攝,總是會打擾到動物園裡的工作人員,尤其是飼養員。」卡瑪卡爾說:「這很不容易,因為你必須找到一種與他們合作 的方式。」

在電影的最後一部分,當疫情突然出現時,這位導演低調而深刻的風格才盡顯了出來。在之前的140分鐘裡,沒有任何跡象能感受到影片起步初期的艱難,也沒有任何訊號能看出疫情對銀幕上出現的人物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影響。

卡爾馬卡向我們展示了這些動物在疫情時期的奇特經歷,牠們被關在精心製作的籠子裡,卻沒有觀眾的來訪,只有空蕩蕩的走廊和觀賞平台。他的超寫實影片一下子有了是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荒誕劇《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調子,他說:「猴子們不知道為什麼人類不再來了。也沒人能告訴牠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對這些猴子來說,這是不正常的;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

從殖民到自然

對他來說,動物園是什麼時候變成隱形的?「19世紀,歐洲大多數大型動物園都採用了源自殖民地傳統展館的建築風格。但在20世紀初,漢堡動物園改變了策略,我稱之為『動物園的隱形化』,」他解釋道。

「新風格把那些展館的模式、印度神廟和埃及風格的元素全部拿掉。蘇黎世動物園的風格非常有趣,沒有任何建築物。動物的活動區域完全融入自然景觀之中,你看不到任何遮蔽物。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更多的努力。」

「當你去參觀動物園時,你想看到什麼?這是關鍵。」他引用了前蘇格拉底時期自然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kle)的一首詩,影片也是以這首詩開始 的:「你只能看到你在心中認可的東西。我們是一個隱形動物園中的一部分,因為我們自己決定我們想看什麼。」

(編者:Virginie Mangin & Eduardo Simantob/g,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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