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朗-蒙塔纳悲剧将瑞士推至其体制的极限

克朗-蒙塔纳火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瓦莱州。人们在事故现场周围摆放了印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法国和土耳其等国国旗的铭牌，并献上鲜花和蜡烛，以悼念火灾死难者。 Keystone / Cyril Zingaro

发生在克朗-蒙塔纳(Crans-Montana)的致命火灾，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在被视作“规则之国”的瑞士，怎么会发生这样一场悲剧？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并尝试给出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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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朗-蒙塔纳“星座酒吧”(Le Constellation)火灾发生数日后，一个判断已愈发清晰：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现有安全规范哪怕只是得到落实，那么火灾造成的后果-40人遇难(其中20人未成年)，另有116人受伤-很可能会轻很多，这起事故甚至可能根本都不会发生。

这一点并未被国际社会忽视。在瑞士的几个邻国，悲痛之情依然强烈，但不解乃至愤怒也开始浮现。意大利媒体写道：“或许是时候让这个自诩完美的国家低下头来，不是出于羞愧，而是为了直面现实。”

如今，人们要求小小的瑞士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来应对一场动摇其传统运行方式、甚至可能超出其承受范围的重大事件。

村庄级运作，国家级责任

悲剧发生后，克朗-蒙塔纳镇政府最初的反应方式更像是一座村庄。的确，这个城镇的常住人口不足1.1万，但到了冬季，其人口规模可多达4万。此时，这个村庄俨然是一座国际化城市。随着规模的膨胀，责任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增加：克朗-蒙塔纳既小，又大。

这几乎成了瑞士的一个缩影-地理上的小国，经济上的巨人。当局势变得复杂时，它往往选择低调行事；而在必要之时，又会重新挺身而出。如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瑞士会如何应对其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它是会躲进联邦体制的曲折缝隙之中？还是会展现格局，提供透明的信息、切实的支持以及相应的赔偿？

国家形象受损的风险不容低估。联邦委员伊丽莎白·鲍姆-施奈德(Elisabeth Baume-Schneider)在探访瓦莱州医院时也明确指出：“克朗-蒙塔纳这场悲剧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瓦莱州，涉及整个瑞士，甚至抵达国际。”

悲痛与震惊

悲剧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一层沉重的悲伤笼罩着整个国家。之后瑞士国内才逐渐出现另一种情绪-震惊，而在国外，这种情绪从一开始就占据主导。人们为之骇然、愕然，因为在这个本应受到严格监管的瑞士木屋世界里，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致命的陷阱。

悲痛与震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悲痛是安静而沉重的，它促使人们在哀悼中寻找安慰与彼此靠近-这正是瑞士最初的反应。

而震惊则是喧哗而急切的，它要求清晰的解释，并呼唤责任的厘清。这正是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是来自多个国家的遇难者家属所期待的。

意大利已通过其驻瑞士大使詹·洛伦佐·科尔纳多(Gian Lorenzo Cornado)明确表示，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法国也已启动一项“镜像调查”。两国均清楚表明将持续跟进案件，直到真相大白，正义得到伸张。

地方政府承受巨大压力

这种不信任并非毫无缘由。悲剧发生一周后，克朗-蒙塔纳区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不仅未能平息质疑和澄清事实，反而加剧了不满情绪。发布会上给出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一系列明显违规问题也浮出水面。

在遭到严厉批评后，克朗-蒙塔纳镇主席尼古拉·费罗(Nicolas Féraud)承认，发生火灾的那家酒吧多年未曾接受检查。当一名意大利记者询问该镇是否愿意道歉时，他回应道：“我们已经多次表达了我们的悲痛。”他用悲痛来掩盖震惊。

随着公众对调查过程的不安情绪加剧，瓦莱州总检察长贝阿特丽丝·皮卢(Béatrice Pilloud)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人批评她将遇难者家属的律师排除在讯问程序之外。对此她解释称：“采取这一限制措施，是为了防止调查内容被泄露给媒体。”

“令人震惊！”多名遇难者家属的代理律师罗曼·乔丹(Romain Jordan)回应道，“对遇难者应有的尊重也必须体现在司法程序中，至少应给予他们法律所规定的参与空间。”

彼此宽容，互不干涉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是瑞士给予瓦莱州的一种态度。这个州常常表现得像一个“自由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出自联邦友善的“西部荒野”。

尽管瓦莱州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迅速的现代化转型-从生物技术、能源到数字健康，该州已形成了多个专业能力中心，但其近年来同样伴随着一连串丑闻：葡萄酒造假、非法捕猎、环境破坏以及重大的金融失败。就在本周，瑞士资讯swissinfo.ch获悉，在瓦莱州的部分酒店里，数十年来一直未曾进行过消防检查。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瓦莱州的文化和地理条件有关。在这个仍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州，人最终要在上帝面前交账，也要允许邻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双语环境和多条山谷并存的地理格局，同样助长了这种“互不干涉”的氛围：要想安稳生活，就必须让他人也能安稳生活。

联邦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逻辑。联邦政府制定总体框架，各州负责执行。但与其他州不同，瓦莱州将安全事务下放给各个市镇，而市镇中实施的是民兵制度-根据这一典型的瑞士原则，公共事务并不一定由职业人员负责，而是由普通公民在本职工作之外以志愿方式履行。

这一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例外，而瑞士自己也往往以此为傲，但它的运转前提是信任及个人责任感。

>>联邦制也体现在各州立法的差异上，尤其是在未成年人进入酒吧的问题上：

瑞士例外模式的边界？

“在风平浪静之时，我们的体制运作良好：联邦制、民兵制、贴近基层，”《一瞥报》(Blick)分析道，“可是一旦发生危机，其弱点便暴露无遗：当职责被分散，反而没有人感到对事件有责任。”

在克朗-蒙塔纳镇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们总是谈论瑞士的民兵制度，但管理一个城镇的主席是否接受过足够的培训，能够要求实施如此细致而关键的安全检查？”当事人回应称，市镇“懂得如何组织”知道该如何办事的合适人手。

然而现实情况是，各种检查在市镇层面尤为困难：民兵制度不仅使得人员更替频繁，而且往往由非专业人士主导。一名瓦莱州酒店业者直言：“在消防安全方面并不存在统一标准。有人上任后会认真对待检查；但四年后换届，一切又变了。”

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公开表态中显露出矛盾之处：一方面否认市镇“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克朗-蒙塔纳镇主席又强调，负责消防检查的五人团队工作量“极其庞大”，节奏“异常紧张”。

在由志愿者组成的瓦莱州消防系统内部，人们也开始公开谈及人手不足的问题。消防人员坦言，假如火灾发生在一个普通夜晚而非除夕夜(除夕夜全体人员会按规定在消防站待命)，那么后果可能还会更严重。

高效而团结的紧急应对

最初的救援工作由非职业人员承担，这令国外的不少声音对此表示惊讶，并由此推断难免存在业余化，或至少缺乏应对紧急状况的准备。

然而在第一时间参与救援的人员却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救援行动的效率、团结精神以及公民投入度，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尤其是瓦莱州安全、机构与体育事务主管斯特凡·甘策(Stéphane Ganzer)的认可。悲剧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在接受地方电台采访时表示：“这正是我们制度的魅力所在：我们让职业人员与民兵并肩协作，而这种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一名日内瓦医院麻醉科医生恰巧在火灾当晚身处克朗-蒙塔纳，他在接受瑞士法语区电视台RTS采访时强调：“整个救援链堪称典范。我个人并未注意到任何明显的失灵，反而看到了大量的互助与支持。”

因此，在最初的应急处置阶段，瑞士展现出的仍是其一贯的形象：组织有序、值得信赖、充满团结精神。

结构性团结的缺陷

然而这种在个人层面无可争议的团结精神，如今也显露出其结构性的缺陷。在瑞士，团结具有明确的层级结构：大的支持小的。如果个人无力承担损失，市镇会出面；若市镇力有不逮，州政府会接手；而当州也走到极限时，联邦政府便会介入。这一机制此前已在布拉滕(Blatten)山体滑坡事件中得到体现。

州级保险制度同样建立在这种团结原则之上：全员缴费，全员参与预防。一旦灾难发生，集体的力量便会显现。然而，瓦莱州却是少数既没有州级建筑保险，也未强制投保的州之一。在布拉滕事件中，就有部分业主并未投保。

瓦莱州的左翼多年来一直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主张设立州级建筑保险机构，使其具备执行安全规范所需的全部工具：财政资源、独立性、切实公共利益导向，以及在火灾预防方面的专业能力。但在每一次尝试中，州议会都断然否决了这一方案。

瓦莱州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联邦财政均衡机制(2026年将获得8.26亿瑞郎的转移支付)，同时还得到由经济实力更强的州出资、用于防范自然灾害的相关援助。鲜有其他州像瓦莱州这样暴露在如此多的自然风险之中。因此，当瓦莱州给人以忽视最基本公共安全规范的印象时，苏黎世或巴塞尔方面的不满情绪也就不难理解。

不过在这个周五，无论是克朗-蒙塔纳镇，还是瓦莱州政府，都不会独自哀悼那些遇难者。整个瑞士作为一个国家，将共同悼念这场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悲剧之一。

(编辑：Samuel Jaberg，译自法语：小雷/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