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婚礼的瑞士见证人

Valérie Baeriswyl在她的家乡、宁静的瑞士小村Broye。 “在瑞士，你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幻影中。” ©Thomas Kern/swissinfo.ch

Valérie Baeriswyl出生在瑞士法语区一个宁静的小村，后来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最后停留在海地(Haïti)。现在海地已经成为Valérie的第二故乡，她正准备撰写一本有关当地婚姻的书籍，见证这个多元的世界。

“小时候去度假，我们可以在市场上自己选择礼物。我姐姐要了芭比娃娃，哥哥要了玩具车，而我要的是非洲面具或鼓……我只喜欢外来的东西。”

“我大概10岁开始拍照”。Valérie的父亲是一名业余摄影师，他自己冲洗照片。“他在地下室里教我冲洗照片，我妈妈常常抱怨，因为那是她洗衣服的地方，而我们的设备占了很大地方，”她带着微笑回忆说。

Valérie Baeriswyl的卧室

10岁到15岁之间，女孩们正值爱唱爱跳的年龄，她们愿意随着喜欢的旋律翩翩起舞，Valérie常常召集她的女生朋友(有时也有男生朋友)拍摄照片，通常都是在她的家乡Broye，一个地处沃州和弗里堡州之间的小村。

来自远方的呼唤

直到有一天，对外来物品的喜爱演变成了一种去别处看一看的欲望，抑或这份欲望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自记事起，我从来没有对未知的事物抱有偏见或恐惧。我的家庭并不经常旅行，但我总是很好奇，我想结识不同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饮食……甚至也想尝上一尝”。

17岁那年，Valérie和一位朋友一起去了保加利亚。“有趣的主意……你为什么要去那儿？保加利亚在哪里？”我们的朋友问道。后来，她在结束纪录片方面的学徒生涯后，只身飞往秘鲁。 “目的地的选择有些随机。我有位姨妈当时住在秘鲁。我就这样开始了旅程，我并不会说西班牙语，英语也不怎么会。”

这次旅行持续了五个月，她行遍了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因为是穷游，她只背一个背包，也不考虑食宿的舒适性。她还带回了40卷胶卷，直到回家后她才冲洗了这些照片。

第一次展览，第一场婚礼

“当我还在南美时，我就给我的家乡St-Aubin镇写了信，提议在本地的城堡开设摄影展览”。 这时候Valérie甚至还不确定胶卷拍得怎么样，这步子迈得可是有点大！但这就是Valérie的性格：主动、乐观、慷慨。

“我开始喜欢参加展览。那时我同时还在洛桑高中图书馆工作。”，她还开始为当地报纸撰稿报道地区活动。后来，她开始拍摄婚礼照片。

从巴黎到太子港

2011年，Valérie在26岁时决定以摄影为业。“我需要文凭”，因此她在巴黎获得了学历，并意识到摄影记者相关的培训“教会了她如何讲故事”。而且她的故事讲得很不错，她关于一名法国妇女改信伊斯兰教的报道，获得了《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杂志的学生摄影新闻大奖。

她先去了非洲南部旅行，然后又去了阿尔巴尼亚、中亚和北非。2015年，她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偶然之间因为一些会议，她穿过边境来到了海地。

Valérie没有提前计划，就决定定居在那里，仅在夏季回瑞士几个月。Valérie的生活环境完全改变了，她承认：“有时候，我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两者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当看到我们生活在瑞士的富裕生活时，我们拥有的设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能够上学、能够踏上四通八达的道路。能够拥有运转良好的医院来应对新冠病毒危机，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在海地，人们不能整天待在家里，为了晚上有饭吃，他们必须早起上班。大多数人没有积蓄。 地下经济是生活的常态。因此，人们可能根本就顾不上疫情中隔离的事。”

回到瑞士

今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迫使她提早回到瑞士。尽管她宁愿留在太子港见证这段历史，但在家人的持续压力下，她还是被迫返回瑞士。

从Valérie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选择来看，她是一名激进主义者。但是她更多是在社会层面上的激进，并没有参与过多的政治活动。“作为摄影记者，总是有一点优势，有一天能够某个宏大的故事中讲述具体的小故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夺人眼球，但总有一天，这些会成为后代的记忆。”

“作为摄影记者，总是有一点优势，有一天能够在某个宏大的故事中讲述具体的小故事，总有一天，这些会成为后代的记忆。”

作为在海地的白人，她能很好地融入这个国家并且讲当地的语言吗？“我不想隐瞒，这并不总是很明朗。大多数时候情况都很好。鉴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伤痕和国际援助所带来的伤害，这里不时会有针对白人、外国人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通常，用海地克里奥尔语(créole)开个玩笑就能解决问题，怒火会立即平息。与世界各地的黑人每天的经历相比，这真的不算什么。 看看现在有关‘黑人生命同样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新闻，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