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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制药公司大举进军非洲癌症医疗市场

国际癌症研究所(Inter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一直为肯尼亚的众多社区提供癌症筛查服务,希望能及早发现癌症,防止生命损失。
国际癌症研究所(Inter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一直为肯尼亚的众多社区提供癌症筛查服务,希望能及早发现癌症,防止生命损失。 Inter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非洲拥有14亿人口,是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大洲,同时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抗癌药市场。但是,瑞士制药巨头罗氏(Roche)在肯尼亚市场的经历表明,实现盈利的挑战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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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曾是慈善机构重点帮扶的落后地区,市场上充斥着廉价仿制药,大量多边援助涌向非洲用于抗击艾滋病和疟疾等传染病,然而非洲作为抗癌药市场的潜力一直遭到忽视。

本文是系列报道的一部分,在这个系列报道中,我们将探讨政府、医院和患者在治疗癌症和其他危及生命的遗传疾病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究竟该如何确保各方能够负担得起价格不菲的新疗法。您可以在此页面上找到本系列的所有报道文章。

二十年前,肯尼亚的癌症患者很难在国内公立医院买到罗氏的赫赛汀(Herceptin)和美泰(Mabthera)等畅销药物–患者要么前往印度购买,要么需要特别许可才能进口。另外还有成本问题–由于患者必须自费购药,这些药物远远超出了大多数肯尼亚人的价格承受能力。

但如今,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洲,非洲拥有大量年轻且快速城市化的人口,并已成为利润潜力巨大的癌症医疗新前沿。

“我们需要改变关于非洲的叙事方式,不仅罗氏公司要这样做,整个行业都要做出改变,”迈克尔·奥伯雷特(Michael Oberreiter)说,他是这家总部位于巴塞尔的公司制药部门的全球准入负责人,“纵观世界人口,很明显大多数新发癌症病例将出现在这些国家。”

如今,世界上大多数新发癌症病例都出现在非洲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LMICs),这一比例从1970年的15%上升到2008年的56%,预计到2030年将高达70%。但是中低收入国家癌症患者的生存率远低于富裕国家。

罗氏希望通过将最新、最昂贵的癌症疗法引入非洲来改变这种状况。过去五年,罗氏在非洲的投资平均每年增长4%,并在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和肯尼亚开设了新的业务部门。“我们希望改变得癌症在非洲等于判死刑的观点,”奥伯雷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将我们的创新成果引入非洲。”

奥伯雷特的理论是,各国应该跳过效果不是很好的传统药物,直接采用新的治疗流程和方法,如免疫疗法,就像肯尼亚等国家跳过实体银行、直接普及手机银行一样。

说到瞄准历来被忽视的市场,罗氏并非唯一一家别具只眼的公司。2020年,总部位于巴塞尔的诺华公司(Novartis)是第一家为其创新药(包括癌症药物)在低收入国家的患者覆盖率设定目标的主要药企。今年5月,罗氏宣布了一个目标,即到2026年底,将85个低收入国家中接受其16种最新疗法的患者人数增加一倍,其中9种涉及癌症治疗。今年,赛诺菲(Sanofi)、辉瑞(Pfizer)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都承诺扩大其癌症药物的销售范围。

罗氏和诺华也是5月发起的获取肿瘤药物联盟(ATOM)的首批行业合作伙伴,该联盟旨在提高中低收入国家获得癌症药物的能力。

反复试错

罗氏将专门的癌症疗法引入肯尼亚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对此公司毫不讳言。

2015年,罗氏与肯尼亚政府签署了一项费用分摊协议,由罗氏提供曲妥珠单抗治疗HER2阳性侵袭性乳腺癌。该药物的商品名为赫赛汀,罗氏公司在2018年终止了这项计划,因为只有约150名患者接受了治疗,而且政府难以支付由其承担的那部分费用。罗氏公司东非办事处政府事务主管杰基·万布亚(Jackie Wambua)告诉瑞士资讯:“即便药物免费提供给患者,仍然没有多少患者来接受治疗。”

当时,肯尼亚没有国家癌症治疗指南,也没有癌症治疗预算,几乎没有针对HER2基因的检测服务,而HER2基因存在与否会直接影响医生是否开具赫赛汀。肯尼亚卫生部癌症控制负责人玛丽·尼亚加西(Mary Nyangasi)说:“甚至没人知道赫赛汀是什么以及它的作用。”

奥伯雷特说,罗氏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是,药企“必须将整个医疗生态系统纳入考量”。

罗氏现在采取的方法与以往不同。公司找到了一个帮手–肯尼亚当地的肿瘤医生弗雷德里克·奇特·阿西尔瓦(Fredrick Chite Asirwa),奇特在美国接受了几年研究生医学培训后,于2019年回到肯尼亚,在肯尼亚西部的埃尔多雷特(Eldoret)成立了非营利性的国际癌症研究所(ICI)。

他的研究机构位于一条土路旁,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坐落在肯尼亚以培养奥运马拉松选手而闻名的地区。这与发达国家具备癌症治疗能力的大型综合医院相去甚远。这家研究机构依靠奇特的个人积蓄、捐款和来自临床试验申办者(包括罗氏、日本武田和美国辉瑞)的赠款维持生存。

罗氏全球市场准入负责人迈克尔·奥伯雷特在访问肯尼亚期间与国际癌症研究所所长/首席执行官奇特·阿西尔瓦教授的合影。
罗氏全球市场准入负责人迈克尔·奥伯雷特在访问肯尼亚期间与国际癌症研究所所长/首席执行官奇特·阿西尔瓦教授的合影。 Roche

国际癌症研究所正在努力填补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在癌症治疗领域的诸多空白。非洲是世界上最缺乏肿瘤科医生、设备和服务的地区之一。肯尼亚的情况比许多非洲国家要好,但仍是一名肿瘤科医生对应6’000名癌症患者,而在瑞士,一名肿瘤科医生只对应140名癌症患者。

肯尼亚全国只有三家公立医院配备放疗机,只有少数实验室可以进行对遗传生物标志物进行分子检测,当今许多先进的、日益个性化的癌症药物在使用前都必须开展上述检测。

国际癌症研究所仅有一幢单层建筑,在大树环绕的钴蓝色波纹铁皮小屋内,隐藏着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诊断机器,包括罗氏最新的一款数字病理设备Ventana 200,该设备能在几秒钟内完成组织样本扫描。

外部内容

国际癌症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培训医生,实施先进设备诊断,建立数字化癌症登记系统,并支持政府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这样患者就不必为接受治疗而长途跋涉。

该中心参与了至少20项由行业资助的新药临床试验,此外还覆盖那些已在西方市场获批上市但尚未在东非进行试验的药物。在此过程中,奇特的团队正在搭建一个数据库,以了解该地区的患者对治疗的反应。

外部内容

罗氏是支持国际癌症研究所工作的几家公司之一,并向至少15家当地癌症诊所捐赠设备和家具,同时为癌症幸存者培训项目和社会心理支持团体提供资助。

“展望罗氏未来125年的发展,我们需要这些国家的医疗系统达到一定的水平,”奥伯雷特说。

培育市场

大型制药公司对癌症医疗生态系统的投资受到医生和肯尼亚卫生部的欢迎。但是,他们和一些公共卫生倡导者认为,这种支持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即药物供应不足和负担不起。

去年发表的一项针对中低收入国家165名肿瘤科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种最重要的抗癌药物中,只有一种已经上市70年的药物在价格方面不会对患者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供应充足。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处方中开具赫赛汀会导致他们的患者面临“灾难性支出”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对灾难性支出的定义是医疗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40%或以上。

内罗毕的肿瘤科医生穆罕默德·埃兹(Mohammed Ezzi)告诉瑞士资讯:“有时我们不能遵循全球治疗标准,仅仅是因为药物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太贵了。”

Max基金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特·加西亚-冈萨雷斯(Pat Garcia-Gonzalez)表示,公司有责任让那些需要药物的人能够获得且负担得起这些药物。该基金会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贫穷国家的患者提供免费的抗癌药物。“各国如果没有治疗药物,就不会建立诊断体系和医疗基础设施。如果医生没有药物,你就无法对其进行培训,”她告诉瑞士资讯。

该基金会一直在为诺华公司实施一项计划,其中涉及药物格列卫(伊马替尼),这是一种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救命药,在美国上市时的标价为每年2.6万美元。当该计划于2002年启动时,诺华公司决定不在70-80个国家销售这款药物,因为这些市场不具有商业吸引力。Max基金会建立了一套药物分配网络,并找到了能够在这些国家安全配药的医生,进而帮助治疗了8万多名患者。若非获得药物治疗,其中许多患者可能已经死亡。

加西亚-冈萨雷斯说,捐款对于帮助最弱势群体很重要,但并不是终极答案。奥伯雷特表示赞同:“捐款非常重要,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一旦药企停止捐赠,一切就都完了。”

随着大型制药公司越来越重视非洲这个商业市场,公司开始与国家政府谈判,计划提供折扣药物,条件是卫生当局确保这些药物到达患者手中。

今年6月,罗氏与肯尼亚卫生部签署了一项协议,再次向肯尼亚提供赫赛汀,这次的药物费用完全由国家健康保险基金(NHIF)承担。罗氏承诺继续与国际癌症研究所等机构合作,支持该国数据管理、定价和报销等领域的能力建设,从而增加这项协议的吸引力。

几周后,美国制药集团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与肯尼亚卫生部做出类似安排,供应一种前列腺癌药物。

其他非洲国家也从中受益。罗氏在2021年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协议,以扩大癌症诊断和治疗的覆盖面,其中包括投资建设新的肿瘤学实验室。诺华公司已与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国家达成协议,提供白血病药物达希纳(尼洛替尼),条件是政府通过医保计划报销来确保患者用药。诺华公司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业务负责人雷西·穆奇瓦(Racey Muchilwa)表示:“希望政府参与其中,以补贴药费甚至免费向患者提供药物。”

推动议程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协议都涵盖了专利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的抗癌药物,而且在富裕国家里,这些药物的竞品正在蚕食原创企业的收入。人们对这类药物的功效不存在什么争议。

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将最新研发的药物纳入协议范围,这些新药仍有10-15年的专利期,而且制药公司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这类新药的价格和市场份额。这些药物通常价格不菲,但在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方面的益处证据较少,尤其是在非洲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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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专家表示非洲患者不应该等到数十年后才能用上这些药物,但也有人对扩大协议覆盖范围感到不安。

“我并不反对降低药品价格,但我认为这依然还是表面工作,无法真正改变整个体系,”荷兰药品问责基金会(Pharmaceutical Accountability Foundation)主席威尔伯特·班纳伯格(Wilbert Bannenberg)医生说。他担心,在仿制药竞争企业有机会站稳脚跟并推销自己的药品之前,这些药企正在利用上述交易来垄断市场,而几乎不考虑一国的实际需求。

加拿大皇后大学的肿瘤科医生查尔斯·布斯(Christopher Booth)也表达了类似担忧,他近20年来一直在研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他说:“太多的决定受制药业利益驱动,但这些决定实际上应当由患者利益驱动。”

考虑到预算有限且需要照顾到其他同等重要的医疗需求,肯尼亚卫生部的尼亚加西告诉瑞士资讯,他们不得不拒绝一些提供创新药的公司,目前优选了23种最常用的抗癌药物。尼亚加西说,这些都是我们实际使用的药物,也恰好是我们需要的药物。

(补充报道:Mercy Murugi,编辑:Nerys 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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