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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贸易:把瑞士中立当作商业策略

Plakat zur Initiative Ja zum Verbot von Kriegsmaterial-Exporten
瑞士有多项公民动议均要求瑞士公司远离军用物资业务。图为2009年一项名为“向出口战争物资说不”的动议海报。 Keystone / Arno Balzarini

对于瑞士的军用物资经济来说,中立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意味着要向所有国家提供尽可能同样多的战争物资,又或者同样少的,抑或是一个都不给,以避免激怒法西斯的独裁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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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欧洲曾流传着这样的话:瑞士的士兵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可以拿敌人肚子上的肥油擦皮鞋。来自阿尔卑斯的士兵们踏遍欧洲战场和它们的殖民地,瑞士总共派出过150万的男丁。如今瑞士不再出口士兵,而是出口战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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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re über CH-Waffenhandel
“一方面杀人;另一方面又在救人”。日内瓦的讽刺杂志《 L’Arbalète》在1916年写到。 DR

瑞士占国际军用物资贸易的比重非常小:在2018-2022年间仅占0.7%;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是40%、俄罗斯16%、中国5%。战争物资在瑞士总出口额度中的比例也不到0.5%。

然而作为一个本应远离军事贸易的中立国,却在战争中牟利,这点被当作假仁假义经常受到批判。然而早在17世纪正是得益于中立这一重要原因,瑞士才得以向参战各方输送兵力和作战物资。即便在1918年后,对于方兴未艾、已具备出口能力的瑞士军工企业来说,中立也是利大于弊的。

1907年《海牙公约》中的两项公约对中立予以明确规范,禁止中立国出口由国家企业生产的军用物资,而私营企业仅需履行平等义务。

瑞士恪守该公约至今(德)外部链接:如果不允许向俄罗斯供货,那么也不允许供给乌克兰。

中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影响着瑞士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和奥地利生产任何种类的军工产品,因此它们将军工科技移交给了中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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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瑞士战争物资贸易史专家Peter Hug表示,由此瑞士的军工业才发展起来。从1938年起联邦委员会迫于一项公民动议的压力才开始对战争物资进行原则上的管制。然而Peter Hug介绍说,实际上的监管非常松懈:“国防部非常不愿意履行审批义务,且很少过问。”

二战期间瑞士出口了100亿瑞郎的武器弹药,1941年军工产品竟占了总出口额的14%。Peter Hug说,根据独立的二战专家委员会数据,瑞士的主要出口对象是德国及其盟友,其比例占84%,其余的16%协约国及中立国各占一半。

还有如精密机械、滚珠轴承和机床等可用于制造武器和支援军队的重要战争物资,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也大比例地出口给了德国。

1943年英国外交部长Anthony Eden警告说:“瑞士出口给德国的每个瑞郎的军用物资,都延长了这场战争。”还有与德国纠缠不清的银行业,这些都强化了瑞士在二战中厚颜无耻牟利的国际形象。

没有道德上的中立

瑞士就是带着这样破败的名声进入了冷战。那时的中立也并不纯粹:因为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瑞士明确地站在了西方社会一边,这样它的武器出口就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

1968年传出了一条被坐实的丑闻,瑞士兵工厂Oerlikon-Bührle利用假声明向内战地区输送了武器。一项公民动议要求为瑞士的武器出口下禁令。虽然该动议未获通过,但联邦还是颁布了与军用物资有关的一项新法。今后瑞士不允许向即将或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出口武器。

Hug称,自那时起瑞士才开始对战争物资的出口进行仔细审查。“然而当时的评判很松”,似乎只要不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联邦政府就会批准向其输送武器,这种态度保留至今,Hug说。

即使冷战期间瑞士的中立也依然在为其合法从事军火买卖保驾护航:“我们并非世界警察,”联邦外交部的发言人、中立政策的核心战略家Rudolf Bindschedler在1976年表示,“瑞士作为中立国,并不能轻易对武器出口说不。”那时向阿根廷政府提供从重水到钚产品等一系列物资的行为遭到了批评,因为国际社会怀疑阿根廷要制造原子弹。

只要出台一纸禁令禁止出口,瑞士的军火企业就会想出曲线救国的方法,例如颁布许可证。就拿SIG公司来说,它并不会直接向智利的军事独裁政府输送冲锋枪,而是提供图纸和机器,让他们在当地生产、组装,瑞士靠专利执照赚钱。

直至今日人们依然争论不休,何为法律规定的军用物资,什么又不是。例如皮拉图斯的军事教练机,它不能民用,因为太过昂贵。但当联邦委员会于90年代提出其应受制于《战争物资法》时,却又遭到了议会的抵制。所以我们才屡次看到皮拉图斯的飞机被装上了武器。

那么谁是军工企业的最大靠山呢?Peter Hug干巴巴地说:“保守党派的游说团。”

1996年再次迫于公民动议的压力,瑞士严化了战争物资法,并额外新增了《物资管制法》,针对“特殊军事物资”和“军民两用物资如ABC-防护服、教练机和GPS定位系统”的出口进行了管制。

然而自2009年起法律有了松动趋势:一方面是因为选民在投票中表现出了对军用物资工业的支持;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瑞士军队在本国的购买力急转直下。

弗朗哥“带来的”和平主义

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欧洲的整体气氛都发生了变化。“自此整个北半球的军事支出都在大幅增长。在这股浪潮之下,联邦委员会也放松了审批,”Hug说。早在2013年军备的游说团体就抱怨说“瑞士的安全产业不受重视”。

2016年联邦委员会在出口管控方面作出巨大让步,它决议向已介入也门战争的沙特阿拉伯提供战争物资。联邦委员会表示,从法律上来说国内战争不同于两国间爆发的战争。至于2022年瑞士为何又向参战的沙特阿拉伯出口了1.2亿瑞郎的战争物资,却不肯给乌克兰分毫,这点让许多人费解。

这并非瑞士头一次面临类似的窘境,1946年联邦委员会全面禁止瑞士出口战争物资,这倒并不是在告慰欧洲战场的亡灵。二战即将结束时,Bührle为法西斯的西班牙政府运去了大炮,因为德国已经买不起大炮了。联合国称这样的供给“威胁了和平”,所以下达了禁运令。瑞士面临着巨大压力,为了不因“针对单方的武器出口禁令”而惹恼弗朗哥,联邦委员会决定全面禁止武器出口。

Hut认为这是与目前情势相仿的先例:“这一对弗朗哥的屈从并未被和平主义者所认可,他们就此举起了要求全面禁止武器出口的大旗。”虽然在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中,该禁令往往会被侵略者所利用,而让被侵略者吃亏,尽管后者-如同联合国宪章所述-是在寻求正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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