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為何頻傳成為和平談判的舉辦地？

「瑞士調解模式的核心在於信任、保密與堅持。」 Illustration: Kai Reusser, Swissinfo

從日內瓦的歷史建築到格調雅緻的山間度假村，瑞士始終是和平談判的重要舞台。交戰各方為何頻頻選擇在這裡談判？瑞士作為承辦方，又能從中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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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和1926年，法國、英國和德國的3位外交部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歐洲大陸安全公約展開談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於這3個曾在戰爭中兵戎相見的國家而言，這無疑是一項非凡成就。

談判在瑞士南部的湖畔小鎮洛迦諾(Locarno)舉行，這項公約也因此得名。瑞士官員在當地提供高規格住宿、保全保障、保密環境和多個會晤場所，為各方反覆磋商、最終敲定相關條約創造了有利條件。

100年過去，瑞士依然是舉辦和平高峰會的首選地之一。這項外交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瑞士長期投入建立調解設施、悉心培育的結果。

瑞士承辦和平談判的責任從何而來？

促進和平已被寫入《瑞士聯邦憲法》。為履行這項使命，瑞士提供所謂的「善意斡旋」，即以第三方身分協助化解衝突。瑞士聯邦外交部表示，近年來，瑞士已參與支持20多個國家的30多項和平機制。

在這一角色下，瑞士既可主動提出斡旋，也可應有關方面請求，促成交戰各方坐到談判桌前。瑞士聯邦外交部和平與人權司副司長西比勒·奧布里斯特(Sibylle Obrist)表示，這項工作獲得了各政治派別的廣泛支持。

「瑞士聯邦委員會和議會多次重申，瑞士有政治意願繼續扮演這一角色。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同樣給予支持，」奧布里斯特說：「因此我們常說，斡旋精神已融入瑞士的基因。」

瑞士承辦哪些類型的談判？

最受矚目的莫過於高級別峰會。例如，2021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在日內瓦舉行會晤。這類高峰會往往戒備森嚴、紅毯相迎。會談開始前，瑞士總統會在大批記者面前迎接來賓，隨後各方轉入閉門磋商。

普丁與拜登在歷史悠久的拉格朗日別墅舉行會晤。1864年，簽署戰場傷兵待遇的《日內瓦第一公約》後，慶祝宴會也曾在這裡舉行。 Copyright 2021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不過，瑞士也會在遠離聚光燈的場所承辦大量幕後會談。這類會談可能涉及武器退役、失蹤人口個案等技術性問題。儘管很少見諸新聞，它們卻佔瑞士所承辦會議的大多數。

奧布里斯特說：「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談判進程，對於為最終簽署協議做好準備至關重要。」

作為和談承辦方，瑞士能提供什麼？

瑞士位於歐洲中心地帶，交通便利，政府運作高效，這些優勢使其成為和平談判的理想舉辦地。此外，瑞士長期主動培育和拓展自身斡旋角色，這些努力同樣功不可沒。

「冷戰結束後，瑞士擴大了對調解斡旋生態體系的投入，以持續跟進並支持和平進程，」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安全研究中心調解支持團隊副主管施泰因表示。這些投入使瑞士聯邦外交部、安全研究中心以及瑞士和平基金會(swisspeace)等機構累積了豐富的專業經驗，包括如何組織和推動談判，以及如何處理衝突結束後的司法與治理問題。

施泰因說：「瑞士調解模式的核心在於信任、保密與堅持。」她還表示，瑞士的軍事中立地位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瑞士對任何特定結果都沒有既得利益，因此更容易贏得各方信任。」

承辦如此眾多的談判，瑞士能得到什麼？

施泰因表示：「調解確實能讓小國發揮超越自身實力與規模的影響力。瑞士也不例外，它將調解作為擴大國際影響力、拓展外交行動空間的重要方式。」

透過主辦談判，瑞士得以接觸華盛頓等國際權力中心的決策圈，同時也有助於推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這同樣符合瑞士自身利益。

施泰因說：「投入建立一個更有能力預防和管控衝突、維持基本穩定的世界，同樣符合我們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

承辦和平談判的費用由誰負擔？

根據瑞士聯邦外交部的奧布里斯特介紹，費用規模及分攤方式取決於瑞士是獨立組織會議，還是與其他國家或聯合國共同舉辦，同時也受與會人數、舉辦地點以及與會者身份和級別等因素影響。

今年6月，美國副總統范斯與伊朗官員會晤，討論伊朗核子計畫。會談地點設在布爾根施托克山間度假村，該度假村由卡達主權財富基金持有。卡達承擔場地相關費用，瑞士則負責保全開支。

奧布里斯特認為：「調解是一種極具成本效益的外交工具，有助於增強瑞士的軟實力。」她所在的和平與人權部門牽頭瑞士的調解工作，所獲經費約佔國際合作預算的2%。相較於軍費，這筆經費的規模已經縮減，而軍費同樣被視為維護和平的另一種投入。

2024年8月，奧布里斯特(左)在日內瓦參加旨在結束蘇丹敵對行動的會談。瑞士也在「尼永進程」框架下，承辦蘇丹各政治力量之間的保密會晤，推動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 Keystone / Salvatore Di Nolfi

不過，承辦談判也可能讓瑞士付出聲譽代價。

「參與調解，意味著要同一些我們未必認同其立場或行動，甚至認為其行為在道德上存在爭議的相關方打交道，」施泰因說：「這可能引發質疑，使政府在瑞士選民面前付出政治代價，畢竟政府最終要向選民負責。同時，這也可能影響我們與部分夥伴的關係。」她表示，瑞士必須清楚說明自身角色，社會才能凝聚政治和共識。

如果調解方未能促成衝突雙方坐到談判桌前，同樣可能招致批評。2024年6月，俄羅斯拒絕參加在布爾根施托克舉行的烏克蘭和平高級別峰會，便是一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中國也未出席，並提出了另一套旨在結束這場戰爭的和平進程。印度和南非等國則派出較低階的官員參加。

瑞士是否會與其他參與調解的國家合作？

施泰因表示，隨著地緣政治裂痕不斷加深，調解工作面臨的政治風險也跟著上升。「世界正變得更加分化對立，在各方之間架起溝通橋樑也越來越困難。」她認為，瑞士應當「持續評估自身能夠在哪些方面創造附加價值、發揮積極的調解作用，並以更具戰略性的方式介入」。

另一種做法是與其他國家和組織攜手合作。例如，在哥倫比亞政府與武裝團體長達20多年的和平進程中，瑞士曾與包括挪威在內的多個國家並肩參與。

奧布里斯特說：「由單一調解方獨力斡旋的模式正在成為過去。我們認為，單打獨鬥並非未來的發展方向。」

最近，瑞士分別與卡達、南非和阿曼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希望發揮奧布里斯特所說的「各自不同的比較優勢」，包括人脈網絡、地理位置、歷史積累、文化理解和語言能力。瑞士也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了由中國倡議成立的國際調解院成立儀式。同時，瑞士也希望向伊拉克等外交斡旋領域的新參與者傳授專業知識，使其能夠從瑞士累積的經驗中受益。

施泰因表示，只要這些國家具備一定的專業能力，各方之間又能協調得當，更多國家參與外交斡旋就能為和平事業增添助力。

「蘇丹等地的衝突往往錯綜複雜、層層交織，還涉及地區層面的因素，」她說：「要應對這樣的衝突體系，就需要由不同斡旋方推動多條形式多樣、彼此互補的和平進程，這就是所謂的多重調解。」

對瑞士而言，這些新參與者可以成為助力，而非競爭對手。「促成和平，需要不同的切入點，也需要多重影響力和推動手段，」施泰因說：「有時還可能需要施加壓力，但這並非瑞士能夠或願意在和平進程中扮演的角色。」

(Tony Barrett/ vdv / ts，編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盧品妤)

本文於2026年8月20日修訂，補充說明印度和南非參加2024年烏克蘭和平高峰會時，派遣的是較低階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