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为何频频成为和平谈判的举办地？

“瑞士调解模式的核心在于信任、保密与坚持。” Illustration: Kai Reusser, Swissinfo

从日内瓦的历史建筑到格调雅致的山间度假村，瑞士始终是和平谈判的重要舞台。交战各方为何频频选择在这里谈判？瑞士作为承办方，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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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和1926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3位外交部长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欧洲大陆安全公约展开谈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这3个曾在战争中兵戎相见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非凡成就。

谈判在瑞士南部的湖畔小镇洛迦诺(Locarno)举行，这项公约也因此得名。瑞士官员在当地提供高规格住宿、安保保障、保密环境和多个会晤场所，为各方反复磋商、最终敲定相关条约创造了有利条件。

100年过去，瑞士依然是举办和平峰会的首选地之一。这一外交传统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瑞士长期投入于建设调解设施、悉心培育的结果。

瑞士承办和平谈判的责任从何而来？

促进和平已被写入《瑞士联邦宪法》。为履行这一使命，瑞士提供所谓的“善意斡旋”，即以第三方身份协助化解冲突。瑞士联邦外交部表示，近年来，瑞士已参与支持20多个国家的30多项和平进程。

在这一角色下，瑞士既可主动提出斡旋，也可应有关方面请求，促成交战各方坐到谈判桌前。瑞士联邦外交部和平与人权司副司长西比勒·奥布里斯特(Sibylle Obrist)表示，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

“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议会多次重申，瑞士有政治意愿继续扮演这一角色。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同样给予支持，”奥布里斯特说，“因此我们常说，斡旋精神已融入瑞士的基因。”

瑞士承办哪些类型的谈判？

最受瞩目的莫过于高级别峰会。例如，2021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日内瓦举行会晤。此类峰会往往戒备森严、红毯相迎。会谈开始前，瑞士总统会在大批记者面前迎接来宾，随后各方转入闭门磋商。

普京与拜登在历史悠久的拉格朗日别墅举行会晤。1864年，关于战场伤员待遇的《日内瓦第一公约》签署后，庆祝宴会也曾在这里举行。 Copyright 2021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过，瑞士也会在远离聚光灯的场所承办大量幕后会谈。这类会谈可能涉及武器退役、失踪人员个案等技术性问题。尽管很少见诸新闻，它们却占瑞士所承办会议的大多数。

奥布里斯特说：“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谈判进程，对于为最终签署协议做好准备至关重要。”

作为和谈承办方，瑞士能提供什么？

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交通便利，政府运转高效，这些优势使其成为和平谈判的理想举办地。此外，瑞士长期主动培育和拓展自身斡旋角色，这些努力同样功不可没。

“冷战结束后，瑞士扩大了对调解斡旋生态体系的投入，以持续跟进并支持和平进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安全研究中心调解支持团队副主管施泰因表示。这些投入使瑞士联邦外交部、安全研究中心以及瑞士和平基金会(swisspeace)等机构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包括如何组织和推动谈判，以及如何处理冲突结束后的司法与治理问题。

施泰因说：“瑞士调解模式的核心在于信任、保密与坚持。”她还表示，瑞士的军事中立地位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瑞士对任何特定结果都没有既得利益，因此更容易赢得各方信任。”

承办如此众多的谈判，瑞士能得到什么？

施泰因表示：“调解确实能让小国发挥超越自身实力和体量的影响力。瑞士也不例外，它将调解作为扩大国际影响力、拓展外交行动空间的重要方式。”

通过承办谈判，瑞士得以接触华盛顿等国际权力中心的决策圈，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建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这同样符合瑞士自身利益。

施泰因说：“投入建设一个更有能力预防和管控冲突、维持基本稳定的世界，同样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承办和平谈判的费用由谁承担？

据瑞士联邦外交部的奥布里斯特介绍，费用规模及分摊方式取决于瑞士是独立组织会议，还是与其他国家或联合国共同举办，同时也受与会人数、举办地点以及与会者身份和级别等因素影响。

今年6月，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官员会晤，讨论伊朗核计划。会谈地点设在布尔根施托克山间度假村，该度假村由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卡塔尔承担场地相关费用，瑞士则负责安保开支。

奥布里斯特认为：“调解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外交工具，有助于增强瑞士的软实力。”她所在的和平与人权司牵头瑞士的调解工作，所获经费约占国际合作预算的2%。相比军费，这笔经费的规模已经有所缩减，而军费同样被视为维护和平的另一种投入。

2024年8月，奥布里斯特(左)在日内瓦参加旨在结束苏丹敌对行动的会谈。瑞士还在“尼永进程”框架下，承办苏丹各政治力量之间的保密会晤，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Keystone / Salvatore Di Nolfi

不过，承办谈判也可能让瑞士付出声誉代价。

“参与调解，意味着要同一些我们未必认同其立场或行动，甚至认为其行为在道德上存在争议的相关方打交道，”施泰因说，“这可能引发质疑，使政府在瑞士选民面前付出政治代价，毕竟政府最终要向选民负责。同时，这也可能影响我们与部分伙伴的关系。”她表示，瑞士必须清楚说明自身角色，才能凝聚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

如果调解方未能促成冲突双方坐到谈判桌前，同样可能招致批评。2024年6月，俄罗斯拒绝参加在布尔根施托克举行的乌克兰和平高级别峰会，便是一例。俄罗斯的主要盟友中国也未出席，并提出了另一套旨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和平进程。印度和南非等国则派出级别较低的官员参会。

瑞士是否会与其他参与调解的国家合作？

施泰因表示，随着地缘政治裂痕不断加深，调解工作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在上升。“世界正变得更加分化对立，在各方之间架起沟通桥梁也越来越困难。”她认为，瑞士应当“持续评估自身能够在哪些方面创造附加价值、发挥积极的调解作用，并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介入”。

另一种做法是与其他国家和组织携手合作。例如，在哥伦比亚政府与武装团体长达20多年的和平进程中，瑞士曾与包括挪威在内的多个国家并肩参与。

奥布里斯特说：“由单一调解方独力斡旋的模式正在成为过去。我们认为，单打独斗并非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近，瑞士分别与卡塔尔、南非和阿曼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希望发挥奥布里斯特所说的“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包括人脉网络、地理位置、历史积淀、文化理解和语言能力。瑞士还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由中国倡议成立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仪式。与此同时，瑞士也希望向伊拉克等外交斡旋领域的新参与者传授专业知识，使其能够从瑞士积累的经验中受益。

施泰因表示，只要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各方之间又能协调得当，更多国家参与外交斡旋就能为和平事业增添助力。

“苏丹等地的冲突往往错综复杂、层层交织，还涉及地区层面的因素，”她说，“要应对这样的冲突体系，就需要由不同斡旋方推动多条形式多样、彼此互补的和平进程，这就是所谓的多重调解。”

对瑞士而言，这些新参与者可以成为助力，而非竞争对手。“促成和平，需要不同的切入点，也需要多重影响力和推动手段，”施泰因说，“有时还可能需要施加压力，但这并非瑞士能够或愿意在和平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Tony Barrett/vdv/ts，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本文于2026年8月20日修订，补充说明印度和南非参加2024年乌克兰和平峰会时，派出的是级别较低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