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的代价：曾被惩罚的瑞士“援助者”，迎来迟到80年的平反
在静谧的阿尔卑斯山谷里，一些瑞士普通人在二战期间悄悄协助意大利游击队，冒着触犯中立法的风险提供庇护和引路。多年后，他们因此受到的罚款与刑罚，终于在瑞士议会的最新决定中获得平反。这段曾被淹没在档案里的往事，如今以更人性的角度重新被看见。
西尔维奥·巴卡拉(Silvio Baccalà)白天在布里萨戈(Brissago)的布伦希诺酒店当园丁；而夜里，他则带领意大利游击队员穿越边境，沿着以前的走私密径将他们安全送回意大利。
洛迦诺人加布里埃拉·安东尼尼(Gabriella Antognini)则为从瑞士收容所逃出来的游击队员提供藏身之所，并亲自护送他们返回意大利，让他们能继续对抗占领军。她还和妹妹玛丽亚一起还担任着瑞士拘留所里与意大利抵抗组织之间的信使。
他们这种支持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行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暴露，他们可能会遭罚款或入狱。提契诺历史学家、新书《战时的奥索拉》合著者拉斐尔·鲁斯说，歌手内拉·马蒂内蒂(Nella Martinetti)的父亲文琴佐·马蒂内蒂(Vincenzo Martinetti)也是一名提契诺州游击队员。
鲁斯说：“二战结束时，他因违反中立原则被判处四个月监禁，但缓期执行。”共产党员安东尼尼则在一次携带信件试图越境前往意大利时被捕，被关押了一周。战后，大约10名提契诺居民因帮助奥索拉地区(Ossola)的游击队而遭瑞士司法机关追诉并定罪。
在2026年春季会议上，瑞士议会国民院通过了由提契诺国民院议员西蒙内·贾尼尼(Simone Gianini)等人提交的一项议会动议，为那些因支持法国或意大利抵抗运动而被判刑或罚款的瑞士人平反。该提案尚需提交联邦院审议。
1945年4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瑞士情报部门与奥索拉山谷(Ossola-Tal)的游击队合作，以粉碎纳粹在伊塞莱(Iselle)炸毁辛普朗铁路隧道南端入口的计划。
1945年4月21日，大约一百名游击队员成功拆除了纳粹在瓦尔佐(Varzo)布置的32吨炸药，从而挫败了德军的爆破计划。
1945年12月，在布里格(Brig)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向这些“辛普朗隧道的拯救者”致敬。受邀的游击队成员每人获得了一块瑞士手表作为礼物。
这一例子清楚地展示了瑞士在战争期间的矛盾态度：一方面，瑞士严格执行中立法，甚至制裁那些为法国抵抗运动提供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尤其在边境地区，瑞士又允许游击队员越境避难，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治，让他们康复后再返回战场继续战斗。
这个平反决定，在形式上结束了一段从人性层面从未结束的章节。几十年来，这些判决如同一块阴影般滞留在档案中-瑞士曾对那些在距离国境仅几公里处冒着生命危险对抗纳粹和法西斯的人予以处罚，”鲁斯说。
“来自议会的这个决定并不能抹去这段历史，但却承认了这段史实。在极端主义思想再次蔓延于欧洲的当下，瑞士迈出的这一步不仅是迟来的致敬，也是对民主价值的承诺。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奥索拉地区游击运动的形成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政府与盟军签署停战协议后，提契诺成为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重要枢纽。该州为平民与游击队提供庇护、医疗援助，并成为多个战斗小组的活动基地。位于瓦莱州与提契诺之间的奥索拉山区因地形复杂，成为理想的武装抵抗地带。
鲁斯解释道：“深谷、森林和偏远的高山牧场非常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紧邻边境也让游击队在行动后能迅速撤离。当时奥索拉地区的居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法西斯立场。”
然而在1943年深秋-抵抗运动的初期，情况颇为艰难，武器、弹药和游击队员都非常困乏。
停战宣布后，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与中部。意大利士兵面临三种选择：加入法西斯的萨洛(Salò)共和国军队；被送往第三帝国的劳动营，或加入抵抗运动。鲁斯说：“多数士兵-约70万人-在数周内遭到驱逐；约10万人加入了共和国军队，另有约10万人选择转入地下继续抵抗。”
奥索拉地区随即出现了多支不同政治立场的游击队。鲁斯说：“对于提契诺居民来说，完全漠视国境另一侧的抵抗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游击队不断逃入瑞士，而两地间历来有着密切的文化与经济往来，包括走私等活动，许多家庭也在意大利有亲友。
奥索拉自由共和国
抵抗队伍最初仅进行一些小规模袭击或绑架德军与法西斯士兵作为交换筹码；在提契诺州民众的支持下，他们逐渐敢于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鲁斯强调：“这种援助至关重要。只有三分之一的游击队员有枪支，但往往缺乏子弹。武器、食物和衣物都通过走私路径从提契诺输送。有时游击队也自行从瑞士搜集物资，但大部分武器来自盟军的空投。”
1944年9月，游击队取得重大突破，他们解放了多莫多索拉周边山谷，并于9月10日驱逐了占领军，成立了“奥索拉自由共和国”，这段短暂的民主尝试后来成为一个典范。
鲁斯回忆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可惜仅维持约40天。”在此期间提契诺为这个临时政府提供的支援起了重要作用，在提契诺州的帮助下，包括总统埃托雷·蒂巴尔迪(Ettore Tibaldi)在内的成员才得以成功逃往瑞士。
短时间内，该共和国建立了邮政系统、重组教育体系、恢复与瑞士的公共交通，并首次确立了男女政治平等，这在当时极具前瞻性。
这位历史学家引用作家乔治·博卡(Giorgio Bocca)的名言：“奥索拉政府在四十天内完成了一个共和国用数年都无法做到的事。”
该政府中出现了许多重要人物，包括被任命为社会救助专员的吉塞拉·弗洛雷亚尼(Gisella Floreani)，她是意大利史上第一位担任政府职位的女性，负责协调与瑞士红十字会的合作，将食物、衣物和医疗物资从提契诺与瓦莱州运入奥索拉。
战后，她当选多莫多索拉市议员，并于1948年进入意大利议会，致力于推动女性政治权利。
“游击队之所以敢于尝试建立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盟军那里得到了保证，即在北部开辟一条解放意大利的战线。”鲁斯说道。
被盟军抛下的游击队
虽然游击队在政治治理方面取得成功，但在军事上比较薄弱。盟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东欧，尤其是对华沙的支持，他们向波兰空投武器与物资，而奥索拉地区则因天气恶劣，在1944年9-10月之间几乎无法进行空投。
“游击队甚至设置了空投区和两条临时跑道，”鲁斯说，“但没有了英美的补给，奥索拉的防御注定失败。”
数周后，德军与法西斯部队开动反攻，游击队首次放弃游击策略，以正规军方式防守领土，但在两周内即遭重创。超过500名游击队员阵亡，数百人被送往德国劳动营。10月23日，奥索拉自由共和国沦陷，超过1万人逃往瑞士，其中包括3500名游击队员。
据瑞士联邦档案馆记载，因为成年人被安置在难民营与收容营，至少1500名儿童被瑞士家庭收留，大多在瑞士德语区。
鲁斯指出：“当时瑞士难民政策有所放宽，因为1944年10月，纳粹德国的失败已显而易见，遭到报复的风险也较低。”
1943-1945年间，奥索拉地区至少有2000人丧生，其中包括600名平民。
但战争结束后，暴力并未停止。在解放后的数个月里，发生了大量报复行动：许多法西斯分子，尤其是残暴的“黑色旅”成员，被处决。
此外，还有一些与游击战关系不大、带有私人恩怨性质的报复行为。零星的暴力事件在随后的几年里持续发生，并一直延续到1948年。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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