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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阿亚拉-拉索:“我们不应失去信心”

何塞·阿亚拉-拉索,首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何塞·阿亚拉-拉索,首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illustration: Helen James / SWI swissinfo.ch

首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就任至今已近40载,但他始终未对人类失去信心。

在整个2023年里,瑞士资讯swissinfo.ch以各种方式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问世75周年。有趣的是,这一套具有开拓性的原则也是世界上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文件。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ürk)称其为“为了回应二战期间的灾难性事件(而出现的)变革性文件”。

来自厄瓜多尔的首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于1994年走马上任。既然《世界人权宣言》在1948年就已起草,为何他的上任却那么迟呢?

我们的英文播客《日内瓦内幕》(Inside Geneva)采访了所有的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职务有时被称为联合国最难做的工作),听他们分享各自的经验、成功与挑战。

如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简称联合国人权办)是联合国最具知名度的机构之一。联合国人权办包括多个委员会(处理种族歧视、儿童权利、预防虐待等各项事务),和数十位特别报告员,他们的工作是审查各成员国人权记录的方方面面。

但最初的情况并非如此。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问世之时,还不曾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也没有特别报告员。在我采访何塞·阿亚拉-拉索(Jose Ayala-Lasso)时,他指出,冷战以及各成员国对《宣言》具体要求的各种解释,成了前进路上的阻碍。

冷战走向缓和

这一僵局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联合国的人权工作被限制在纽约一间低调的小办公室里。然而到了1989年冷战终结之时,出现了多边主义乐观情绪的急剧高涨:1992年里约的地球高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哥本哈根的社会发展世界峰会等。在短暂的几年里,全世界团结在一些大目标周围,其中就包括1993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

现年91岁高龄的拉索当时身为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深度参与了安理会改革谈判,对转而参与联合国人权工作谈判并未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但当他愈加思考这个问题,就愈发感到,是时候把《世界人权宣言》摆到联合国工作的核心位置-需要有一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来负责一个设在日内瓦的团队,专门维护该宣言的各项原则。而且拉索认为,这些原则应该具有强制性。

他告诉《日内瓦内幕》:“有些(成员国)以为这不过是个宣言,算不得具义务性和强制性的法律。其他(成员国)则认为宣言里的原则极其重要,应被当作法律加以应用。我尝试着支持第二种立场。”

当各国达成协议准备设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职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 Ghali)为表彰拉索的辛勤工作,委任他为首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他在1994年4月就职,其时正值卢旺达大屠杀开始。

“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他说道。可等拉索到卢旺达时已是5月,图西族领导人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曾苦涩地抱怨说,针对他的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已“接近尾声”。无论如何,这位新上任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感到自己“必须做点事……我认为当时唯一有用的行动就是去和政府、胡图族人及图西族人会谈”。

他的战略来得太迟了,也未能取得多少成效,但实际上在阿亚拉-拉索到达日内瓦去领导一个-用他的话说-“没有半分”预算、只有两名员工的办公室以前,联合国就已经在卢旺达问题上失败了。

对话还是对抗

阿亚拉-拉索对卢旺达的回忆,以及他为了和犯下最可怕人权侵犯罪行者进行对话而做的各种尝试,成了贯穿我们之后对所有前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做采访的一根主线。

什么才是直面残暴行径的最佳方式呢?对话,还是对抗?不同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采纳了不同的方式。拉索认为两者都有必要。

“如果你是通过共产主义的视角看人权,那么你看待的方式或许跟民主政府的观察方式不一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接受侵权行为。但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对方的种种理由:那个政权、那个极权制度为何会以某种方式行动?其原因何在?”

“我们应当以人为本。如《宣言》所言,人类应该得到尊重,他们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我们理应相信,我们不应对人类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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