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反寄生”运动：犹太人开办的百货公司遭攻击
瑞士最早的百货公司中的半数是由犹太移民创办的，20世纪30年代，瑞士反犹太主义浪潮变得高涨-瑞士联邦委员会下令禁止进一步增加百货公司的数量。
1937年2月21日，4300名不满的瑞士商人在洛桑示威，要求政府对廉价百货公司Epa采取行动。他们认为，百货公司Epa(统一价格商店) 正在将中产阶级逼入死胡同，国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在德国支持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的就是一些被逼无奈的中产阶级。
在当时那个经济危机时期，Epa凭着超低价格，很快赢得了失业人士及工人阶层家庭的欢迎，但这种低价销售政策也进一步刺激了受危机影响而一蹶不振的瑞士小商家群体那根原本就绷得很紧的抵制百货公司的神经。
然而在众多百货公司中，Epa是最惹眼的一个，无论是一家新食品店开业，还是又一家新百货公司开门营业，都未像Epa/Uniprix的出现那样受到强烈的抵制。
当时那场示威行动最后还挖出了一条爆炸性信息：Epa的两位瑞士业主居然是犹太百货公司经营商Julius Brann和Maus兄弟公司。1930年，他们分别在苏黎世、日内瓦和洛桑开设了第一家Epa百货商场。
反犹太主义成为时尚
Brann来自当时普鲁士的拉维茨镇(现在的波兰)，他于1896年在苏黎世开了瑞士首家百货公司。来自阿尔萨斯的Maus和Nordmann家族首先在比尔定居，然后于1902年在卢塞恩开了第一家联合百货商店-Léon Nordmann。
20世纪瑞士最早出现的百货公司中的大部分是由来自邻国的人开办的，这些人中许多是来自当时的西普鲁士、东普鲁士或阿尔萨斯的犹太移民。
早在世纪之交，瑞士中等规模商店的经营商就对本国零售行业出现的这种大型商场模式进行了强烈的抵制。百货公司被看作是“巨型商店”或“魔鬼大厅”，被认为“有害于国民经济”。
逐渐增长的大规模消费扰乱了当时瑞士的时代价值观系统。百货公司通过它们的大批量商品供应带来了“社会威胁”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1901年，一份苏黎世文档上这样写道。
而那些现代经营方式，如广告和宣传，不仅被看作是“不公”和“别有用心”的做法，还被定义为“犹太式”营销手段。当时的反对者论调带有浓厚的反犹太主义倾向。
早在1902年比尔就出现了强烈抵制Knopf和Brann两家百货公司的行为，这两家百货公司的经营者都是犹太人。当时的比尔及其周边地区零售商和手工业者保护协会秘书针对这两家“犹太”百货公司进行了道德宣传和鼓动：指责它们是“文化堕落”，是”最肮脏贪欲的新生儿”，并将它们与巴黎的百货公司归为一类是“最纯粹的破烂市场”。
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针对百货公司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如德国“中产阶级代表”Paul Dehn在1899年所表达的那样，百货公司是“虚假和欺诈”以及 “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投机者“的化身。
那个时代的学者将矛头指向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推动这股歪风邪气的罪魁祸首：他们将犹太人降级为商贩阶层，认为他们用不道德和贪婪的手段破坏传统贸易和社会形态。
当联邦委员会禁止扩张百货公司时
安静了几年之后，1930年再次出现一股抵制百货公司的热潮。 1933年4月，巴登的百货公司被涂上了纳粹的十字标志；5月在苏黎世发生了袭击事件，一些百货公司的橱窗上被涂上纳粹标志并被贴上写着：“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狗犹太，呸！“字样的条幅。
瑞士的”前锋阵营“接纳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的思想，该党很早就将怒火对准百货公司。除了Rudolph Karstadt和Theodor Althoff两个商家之外，德国百货公司的经营者都来自几代人都生活在普鲁士东部边境地区的犹太家庭。
1933年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后，犹太人被剥夺了权力，遭到掠夺、驱逐和谋杀，他们的百货公司也因而遭到系统性的摧毁。
“前锋阵营”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对瑞士那些受经济低迷困扰的小商贩的影响尤其明显，于是爆发了“新瑞士”运动，这是一场靠近“前锋”思想的民族保守主义中产阶级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瑞士在1945年前，禁止新开或扩大百货店、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连锁店。这场运动最后获得了成功-1933年10月，联邦委员会以此作为一项紧急决议交予议会讨论，并获得绝大多数议员的赞同。
“超级资本主义”
尽管有了这一严格的禁令，但情况仍未平息，在强有力的口号和激烈的论战下，瑞士中产阶级企业主们被激发了抵制Epa的热情。
1937年《日内瓦日报》曾这样写道：Epa威胁到了瑞士的社会和平，带来了一种带有国际资本和反社会方式的外国思潮。Epa的迅速蔓延令瑞士国内的零售业陷入无政府状态和苦难的深渊，对于瑞士的商家来说，这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这场从瑞士法语区开始的运动，其参与者一再尝试撇清与反犹太主义的关系，运动委员会主席在1937年2月22日《洛桑公报》的采访中明确表示，抵制Epa不是“反犹太”，而是“反寄生”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竭尽全力与那些在瑞士开办廉价商店的“外国”或 “刚入籍”的“超级资本主义以色列人”作斗争的原因。
1937年，这场运动的宗旨就是要Julius Brann和Maus兄弟关闭Epa并离开瑞士移民其他国家。这两位Epa百货商店的经营商被冠以“魔鬼”和“鲨鱼”的称号。
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运动在大多数瑞士百货公司的犹太经营者身上留下了印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无子嗣的Julius Brann将他的终生事业卖给了他的长期董事会主席Oscar Weber，并移民去了美国。
1940年，意大利人Giovanni Pietro Jelmoli解除了Jemoli百货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所有犹太人的职位，然后也去了美国。
Angela Bhend是一位历史学家，她是《现代的胜利》-瑞士百货公司的犹太创始人，1890-1945年一书的作者。2021年出版。
更多参考资料：
-Lerner, Paul: 《流通与代表》：德国的犹太人、百货公司和世界性消费，约1880-1930年
– Briesen Detlef: 《百货公司、大量消费和社会伦理》-论20世纪消费批评的历史。法兰克福，2001 年出版
– Reich David: 《危机中的直接民主》，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瑞士紧急状态法的功能，以1933-1945年的百货商店决议为例进行说明。 巴塞尔，2007年出版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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