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何时不再是民主?
在瑞士之外,民主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如今民主的倒退越来越多体现为缓慢下滑,而不再只是暴力政变,因此民主是否真正会“终结”及其终结的节点往往难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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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国家是否会在某个时刻不再是民主国家?“当人们已无法再通过投票实现实质性的政治变革时”,这是凯文·卡萨斯-萨莫拉(Kevin Casas-Zamora)给出的经验判断。对这位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International IDEA)秘书长而言,这正是印度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区别所在:在印度,选举仍然重要;而在委内瑞拉,近些年来选举已沦为形式。
但这一衡量标准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过去,民主崩溃往往很容易识别:往往伴随着军方接管政权或选举取消。进入21世纪后,政变依然时有发生,最近一次是2025年11月的几内亚比绍政变。但总体而言,民主与非民主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
如今人们所说的“民主倒退”,其越来越突出的特征是民主规则与规范被逐步侵蚀。与坦克开上街头不同,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显而易见。
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治下行政权力的集中,是否意味着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在2010年至2026年间对匈牙利制度的重塑,以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时期司法与媒体的政治化,是否剥夺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属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新政府开始恢复司法、媒体或选举的独立性时,这些国家是否就重新获得了民主地位?又或者像匈牙利这样,一位“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在选举中承认落败时,是否就意味着民主回归?
正如卡萨斯-萨莫拉在2025年伯尔尼一场由瑞士外交部共同主办的活动上所说,“很难判断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跨过了那条界线”。
政体类型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这类困难并未妨碍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International IDEA)等机构继续展开研究。该组织致力于支持民主,其35个成员国中包括瑞士。
2026年3月,两份关于全球民主状况的重要年度报告相继发布。一份来自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另一份来自哥德堡的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Dem)。两份报告都谈不上乐观。自由之家指出,“2025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20年出现下滑”。民主多样性研究所则表示,“对全球普通公民而言,民主水平已倒退至1978年的状态”。
作为民主最基本的制度形态,也就是保障公正选举的制度,自1946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情况:
不过,落实到具体国家时,这些评估结论往往并不一致。两份报告都指出,美国民主在2025年出现急剧倒退,但表述方式不同。在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看来,特朗普政府集中行政权力的速度前所未见,在报告的“世界各国政体”部分,美国甚至从“自由民主政体”降级为“选举式民主政体”。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虽然也认为美国在言论自由和腐败问题上存在严重隐患,但最终仍将其归类为“自由”国家。
与此同时,总部位于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EIU)在4月发布的另一项评估报告又给出了不同看法。该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将美国归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并认为美国在2025年确实出现了进一步倒退,但幅度较为轻微。
除了美国,各家机构对其他国家的评估也存在分歧。民主多样性研究所将匈牙利归为“选举式威权政体”,自由之家认定其为“部分自由政体”,而经济学人智库则将其列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斐济在自由之家的评级中有所改善,随着司法独立和法治状况进步,其地位由“部分自由政体”升为“自由政体”。但在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看来,斐济仍处于“民主灰色地带”;经济学人智库则认为,斐济属于“混合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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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并非一切
除了美国,各家机构对其他国家的评估也存在分歧。民主多样性研究所将匈牙利归为“选举式威权政体”,自由之家认定其为“部分自由政体”,而经济学人智库则将其列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斐济在自由之家的评级中有所改善,随着司法独立和法治状况进步,其地位由“部分自由政体”升为“自由政体”。但在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看来,斐济仍处于“民主灰色地带”;经济学人智库则认为,斐济属于“混合政体”。
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卡尔·亨里克·克努森(Carl Henrik Knutsen)认同卡萨斯-萨莫拉的观点:想要精确界定民主政体的终结时点并非易事。
他说,竞争性选举或许是最“关键的评价维度”。但即便这一点也很难界定。许多非民主国家同样举行选举,俄罗斯就是个例子。克努森还指出,即便选举投票没有被操纵、反对党也未被取缔,一些更隐蔽的因素仍可能导致选举竞争环境失衡。如果现任执政者动用国家资源主导媒体报道,并为自己的竞选造势,那么这样的选举还能算是民主的吗?
因此,现代民主概念已经超越单纯的选举,涵盖了更广泛的权利与自由,这也正是“自由民主”这一说法的来由。克努森解释说,民主多样性研究所把参与度、平等这样的不同指标像“乐高积木”一样组合起来,再据此将各国置于从更民主到较少民主的排序框架之中。随后,这些国家会被归类为“自由民主政体”(2025年有31个)、“选举式民主政体”(56个)、“选举式威权政体”(57个)或“封闭威权政体”(35个)。
由于衡量民主的指标非常多,一个国家从一种类别转到另一种类别,通常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不过,克努森表示,在当前全球“民主衰退”的背景下,自由度这一维度承受的压力尤为突出。这一点在美国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2025年,美国在选举相关指标上的得分保持稳定,但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制衡能力的削弱、司法独立性的下降、公民权利保护的减弱以及新闻自由的退步,共同导致美国在“自由民主指数”上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单年下滑。
下方交互式地图展示了这种更为广泛的“自由”民主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演变进程:
重新界定何为民主政体?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自由民主制特定维度的倒退,是否足以让人们对“民主本身正在终结”产生普遍担忧?
德国锡根大学政治学家菲利普·马诺(Philip Manow)撰文指出,西方对民主定义的扩展,也就是将更多自由主义要素纳入民主概念之中,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恰当地移动了衡量标准。这不仅改变了什么才算民主,也改变了我们对民主在何处失灵的判断。匈牙利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究竟是民主倒退的表现,还是竞争性民主体制下正常权力博弈的一部分?正如马诺在其著作《观察之下》(Unter Beobachtung)中所写,所谓“自由民主制危机”,也许恰恰只是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而不是民主本身的危机。
马诺接着指出,这并不只是学术上的争论。2022年,欧洲议会宣布匈牙利已不再是一个完全民主国家,而是一个“选举式威权政体”,这一表述也呼应了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说法。议员们表示:“选举虽在进行,但对民主规范和标准的尊重已经缺失。”他们还敦促欧盟委员会利用预算压力推动匈牙利进行改革。这清楚表明,如何界定一个政体会直接影响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和资金安排。
从注重制度转向注重结果?
因此,另一个问题是,民主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被过度泛化的风险,以至于人们谈论其“终结”时变得过于轻率,或者更容易引发政治分歧。
弗里堡大学宪法学教授埃娃·玛丽亚·贝尔瑟(Eva Maria Belser)倾向于对民主持一种“厚重”的理解,也就是认为民主不仅包括选举,还应涵盖人权与法治。但她也对在“真正的”民主政体与其他政体之间作出僵硬划分持谨慎态度。贝尔瑟作为瑞士在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顾问委员会中的代表,认为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当然有必要。然而,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20世纪后,“我们不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把政体简单分成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
在贝尔瑟看来,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民主何时终结,而是它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捍卫它。她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目光从制度本身转向制度带来的结果。
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都很具体,比如工资、住房、教育,以及子女的前景。贝尔瑟表示,根据这一衡量标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很多地方,民主体制都让人失望”。
把握契机重新思考制度多样性
然而,即便转向一种更注重结果的视角,情况是否就会变得不再混乱,其实这一点远远谈不上明确。
事实上,一些远谈不上自由的国家,本身也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毕竟,朝鲜的正式国名中就包含“民主”一词。还有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所有权威报告中都被归类为威权国家,但反对那套在其眼中“带有排他性”的西方标准。2021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衡量民主的标准应该看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的需要,是否使本国人民有足够的参与感、满足感、获得感”,而不是对照自由主义各项要素来打分。
不过,如果顺着这种逻辑推演到最后,这种体制也可能变得不稳定:例如,一种主要基于经济表现来判定好坏的民主制度,理论上可能在每一次经济衰退中都被认定为不合格。
在贝尔瑟看来,某些根本性的锚点仍然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基本权利。“能够自由发声并被倾听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我相信这是普遍适用的,”她说。至于民主本身,考虑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制度具有极大的解释空间,其多样性很可能会始终存在。贝尔瑟认为,当下自由民主制所面临的挑战,或许反而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们“坐下来共同探讨,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民主是什么、可以是什么、应当是什么的理解”,同时也更清楚地认识它的边界。
(编辑:Benjamin von Wyl/ts,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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