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旧案，余波未了：瑞士为何再陷马格尼茨基案争议
瑞士在处理马格尼茨基案这一俄罗斯大规模洗钱案件时所引发的争议，如今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PACE)正准备通过一项对瑞士应对方式持批评态度的决议，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也已裁定，该案中的一个核心环节违反宪法。
4月22日，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PACE)预计将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该决议批评瑞士对马格尼茨基案的处理方式。这起大规模跨境洗钱案涉及多名俄罗斯高官。案件所涉资金为从俄罗斯国库非法套取的2.3亿美元退税款(约合人民币15.74亿元)。这一骗局由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揭露。他当时是其客户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的代理律师，而这家公司当时是俄罗斯最大的证券投资机构。马格尼茨基在就此案作证后，于俄罗斯拘留期间身亡。他的死亡随后引发一系列国际调查，并促使多国对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
俄罗斯媒体《新报》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的记者们，详尽地报道了马格尼茨基案中的骗税手段。
俄罗斯警察没收了英国投资公司赫米蒂奇基金(Hermitage Fund)俄罗斯子公司的文件和公司印章，然后用这些文件和印章将公司所有权重新登记到另一个公司名下。随后，由同一批人设立的一系列其他虚假空壳公司，向赫米蒂奇基金被盗的“子公司”提出虚假的财务索赔。他们同时扮演原告和被告的角色，说服俄罗斯仲裁法院做出裁决，从而导致被告公司巨额的账面亏损，从而彻底抵销了原始收入。然后，犯罪分子拿着“证明”公司没有任何利润的文件，正式提出退税2.3亿美元的要求，这笔钱之前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俄罗斯国库。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随后通过离岸账户网络被转移到国外。
这份瑞士资讯swissinfo.ch查阅过的决议草案，已于2026年1月27日获得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法律事务与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草案对瑞士当局在处理该案时所作出的结论提出了批评。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是欧洲委员会两大法定机构之一，是该组织的议会机构，负责推动人权、民主和法治。瑞士在议会大会中派有代表，并积极参与其各项工作。尽管议会大会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明显的政治分量，能够影响国际舆论走向。
这项决议引发了更广泛的质疑：瑞士的司法体系是否符合国际准则？为何一宗早在4年多前已被瑞士检方结案的案件，至今仍在海外引发争议？
争议焦点不只是被冻结资金的去向。争议的核心在于，在复杂的跨境洗钱案件(多语)中应当如何适用法律标准，以及瑞士的处理方式与其他司法辖区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案件缘起
2011年，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在瑞士提起刑事控告。赫米蒂奇资本在多国推动调查这笔诈骗所得洗钱流向，瑞士这起案件成为最早启动的国际调查之一。
瑞士当局冻结了约180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1.55亿元)资金。这些资金存放在三名俄罗斯公民控制的银行账户中，而这三人都曾从这起欺诈案中获益。这三人分别是：奥尔加·斯捷潘诺娃(Olga Stepanova)的丈夫弗拉德连·斯捷潘诺夫(Vladlen Stepanov)，奥尔加曾批准相关非法退税；丹尼斯·卡茨耶夫(Denis Katsyv)，他是莫斯科地区一名高级官员之子；以及此前在俄罗斯被定罪的俄罗斯银行家德米特里·克柳耶夫(Dmitry Klyuev)。
2021年7月，瑞士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OAG)正式结束了这项长达10年的洗钱调查。
瑞士方面最终没收了400万瑞郎，理由是这部分资金与欺诈行为存在关联，同时将剩余的1400万瑞郎退还给账户持有人。
赫米蒂奇资本随后就这一决定向瑞士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其最后一轮上诉，这意味着该公司在瑞士国内的法律救济途径已用尽。
将约75%的冻结资金返还给俄罗斯账户持有人的决定，招致了国际人权组织、国际律师以及立法机构成员的批评。
2023年7月，致力于推动人权与安全事务的美国国会机构赫尔辛基委员会表示，其已“审查瑞士在清除俄罗斯非法资金方面的糟糕纪录”，并呼吁对三名与此案有关的瑞士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前总检察长迈克尔·劳伯以及一名前联邦检察官。
瑞士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驳回了所有指控和制裁要求。
从官方层面看，这项调查已经结案。然而，此案在境外持续引发争议。
资金盘点
围绕返还大部分冻结资金的争议，核心在于瑞士检察官用来计算应予没收金额的方法。
瑞士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采用所谓的“比例计算法”，认定被冻结资金中只有400万瑞郎可被永久没收。检察官表示，其余资金无法确切追溯至俄罗斯国库，因此予以返还。
这种解释以及随后将大部分资金返还，后来成为法律和政治争议的焦点。
这一做法的逻辑在于，原始非法所得在多轮金融交易中被不断稀释。在每一个“分层”阶段，检察官都会估算其中仍可追溯至前置犯罪的资金比例，并据此相应扣减没收金额。
尽管瑞士检察官为其处理方式进行了辩护，但瑞士国内外的法律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计算方式在重大的国际洗钱案件中极为少见。
国际社会的审视与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角色
围绕瑞士处理此案方式的争议并未止于法庭。这一问题很快就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上成为国际议会监督的对象。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对马格尼茨基案的介入可以追溯到2013年1月。当时，大会开始审视这起税务欺诈案和马格尼茨基之死，包括非法所得如何被洗白以及流向何处。
法律事务与人权委员会当时任命瑞士议员安德烈亚斯·格罗斯为报告员，并授权其前往莫斯科、伦敦、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和伯尔尼进行实地调查。
这一任务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和一项决议，呼吁俄罗斯主管当局全面调查马格尼茨基之死的背景和具体情况，并就与这起欺诈案相关、仍在进行中的洗钱调查，与包括瑞士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当局开展合作。
十年后，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再次把目光投向瑞士在此案中的角色。2024年4月，爱沙尼亚议员埃里克·尼尔斯·克罗斯(Eerik Niiles Kross)提出一项决议动议，旨在推动对瑞士决定返还大部分冻结资金一事展开新的调查。2024年10月，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任命乌克兰议员兼律师莱西娅·瓦西连科(Lesya Vasylenko)为特别报告员，负责就这一问题撰写报告并起草决议。
不受待见
2025年3月，瓦西连科前往瑞士，执行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安排的实地调查任务。在伯尔尼为期一天的访问期间，她原定与瑞士议员和外交部官员会面。
她告诉瑞士资讯，自己这次对伯尔尼的正式访问并非没有“紧张气氛”。
她表示，在与部分议员讨论时，曾遭遇来自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瑞士代表团一些成员“强烈”且有时“并不恰当”的反应。
当时瑞士媒体的报道也反映出，瑞士代表团部分成员进行了辩驳。他们对报告草案以及瓦西连科本人提出批评，尽管最终报告当时尚未发布。
瑞士外交部也就这次访问发表评论称：“瑞士拥有一套健全的机制，可以防范非法资金流入。”
>>请阅读我们的调查报道，该报道已被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决议引用，并入围欧洲新闻奖初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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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新转折
2025年12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否定了瑞士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在马格尼茨基案中据以计算的比例方法，认定这一方法与瑞士法律不符。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改用其他方法，重新计算本案中的可返还金额。可采用的方法包括“主观修正法”或“残值法”。这两种方法都可能导致更高比例的资金被没收。
目前，联邦刑事法院必须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重新评估本案中的可返还金额。
这一裁决意义重大，因为它将影响今后涉及国际欺诈资金没收案件的量裁标准。
“这种计算方法此前从未被瑞士最高法院明确界定过，”瑞士国民院议员、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成员达米安·科蒂耶(Damien Cottier)表示。他还指出，这项裁决确立了新的判例框架，对下级机关和法院都具有约束力。
经法律事务与人权委员会批准的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决议草案及相关报告“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
最终决议预计将于2026年4月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全体会议期间获得通过。瑞士并无法律义务遵循这些建议。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这份报告将瑞士的司法程序置于国际审视之下。
瓦西连科表示，这项决议有助于推动各国重新审视在重大反腐案件中的国家立法和司法手段。它还可能促使瑞士及其他国家的法院和调查机关重新评估在处理这类规模案件时所依据的原则。
“任何一项决议对该国国民而言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推动变革，”瓦西连科说。
这类决议也能让国内政治中的部分论点更加有理有据。
“它可以成为国内民众诉求的依据，”前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主席、长期担任该机构瑞士代表的莉莲·莫里·帕斯基耶(Liliane Maury Pasquier)解释说。
瑞银集团(UBS)曾为丹尼斯·卡茨耶夫和弗拉德连·斯捷潘诺夫提供多个企业及个人账户。对于此事，瑞银拒绝置评。
瑞士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该案仍在处理中，因此拒绝发表评论。
中国近年打击税务欺诈的重点，集中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这两类高发领域。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5年工作报告中披露，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危害税收征管犯罪9428人，同比增长10.9%，其中就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等案件。
最高检还在2024年8月表示，已会同公安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打击机制，并公布了一批虚假出口退税、虚开发票等典型案件；同一通报还提到，2023年中国出口退税规模约为1.8万亿元，这也说明在退税体量很大的背景下，监管部门正把“便利合规退税”和“严打骗税”同时推进。
从税务部门近期披露的数据看，执法已越来越依赖大数据筛查和风险画像：针对涉嫌虚开和税务欺诈的7.6万户企业的检查，识别出332.4万份虚假增值税发票，并查出超过100亿元的违规和骗取出口退税问题。
在跨境洗钱方面，中国近两年的动作一方面是加快法律修订，另一方面是把地下钱庄、虚拟货币和跨境转移资金纳入重点打击对象。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反洗钱法，并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官方表述强调要细化反洗钱措施，并使反洗钱要求与风险水平相匹配。
最高检披露，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洗钱犯罪2971人，同比增长14.9%；其中一个被点名的案例是，嫌疑人通过高价买入、低价转卖“虚拟货币”帮助转移和隐匿犯罪所得，向境外非法汇出资金超过18亿元，最终被上海检方提起公诉。从外部观察看，跨境洗钱手法也在迅速变化。路透社援引中国最高检数据称，2024年中国起诉涉加密货币洗钱人员3032人；同时，区块链安全机构SAFEIS统计，2023年中国涉加密货币犯罪资金达到4307亿元，反映出电诈、网络赌博和洗钱之间的结合正在加深。
如果把中国的行动放到国际坐标中看，可以说其执法力度和制度建设都在加强，但外部对其反洗钱体系的有效性仍有持续审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中国国别页面显示，中国在2019年评估后持续整改，到2022年时已在40项建议中达到9项“合规”、22项“大体合规”，但FATF同时仍指出，中国虽对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有较强认识，仍应更加聚焦犯罪所得洗白本身，并扩展国家风险评估的数据来源。这类国际关注并非抽象评价。2024年1月，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警方查出一起涉及17亿欧元虚假发票的税务欺诈案，称相关资金通过所谓“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洗白，涉案85名嫌疑人中有64人为中国公民。同年10月，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又通报在意大利捣毁一个涉嫌利用中国地下钱庄网络洗白资金的团伙，案涉增值税欺诈金额约1.13亿欧元。中国当前打击税务欺诈和跨境洗钱，已经不只是国内税收执法问题，也越来越与跨境资金链、地下汇兑网络和国际司法合作直接相连。
(编辑：Virginie Mangin/ts，编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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