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不起第三个孩子？美国正走向瑞士式“生育危机”

在曼哈顿，孩子早已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但在美国的其他地区，购买力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育率，这种情况与物价高昂的瑞士颇为相似。 AFP

瑞士生育率下滑的幅度，堪称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最为剧烈的之一。除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促使越来越多人放弃生育。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这种现象同样显现出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有这样一种精神信念：跌倒了再爬起来，绝不轻易被打倒。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之中。颇具意味的是，直到不久前，这种“逆袭精神”在美国的人口发展上也有所体现。过去每逢危机，美国的出生率虽然会出现暂时下降，但随后总能迎来稳定复苏。

然而，自2007年以来，这种逆转似乎不再奏效。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持续下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总和生育率从2.1降至1.6，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变化也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关注，美国卫生机构负责人、前电视名医穆罕默德·奥兹博士(Dr. Mehmet Oz)今年5月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面对“婴儿不足”(underbabied)问题。

长期以来，按经合组织(OECD)的标准，美国的出生率一直相当不错。直到21世纪前10年，美国仍维持着每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水平，而这个数字正是保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的水平。然而，如今美国呈现出出一条与瑞士相似的发展曲线。瑞士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8，位列经合组织国家的排名靠后位置。

美国与瑞士之间存在不少重要相似之处，既有联邦制的制度结构，也存在强调公民自由、限制国家干预的思想传统。从经济层面看，尽管两国在地缘政治影响力上差距悬殊，但相似程度其实比外界想象的更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瑞士的人均收入位居全球第四，美国则排名第八。如果进一步考虑购买力因素，两国排名都会下降，瑞士降至第八，美国降至第十一。购买力下滑带来的影响，同样会体现在孩子的数量上。因为当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减弱时，便会尽可能压缩开支，体现在生育问题上就是少生孩子。

购买力危机：两个国家，一个问题

在一份近期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中，前六名全部都是瑞士城市，其中苏黎世高居榜首。纽约位列第七，旧金山排名第十，西雅图位列第十二。此外，华盛顿、圣何塞(San Jose)、波士顿和查尔斯顿(Charleston)等美国城市也都进入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20座城市之列。

在这两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都切身感受到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瑞士的出生率在经历一段短暂稳定后再次下滑。

与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同，瑞士这一轮出生率下跌并不只是因为选择不生育的人越来越多，而是二胎、三胎等也同样减少。尤其是瑞士女性，还会选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人越来越少。

专家普遍将这一现象直接归因于现实生活条件。住房成本、育儿成本，以及家庭生活与职业发展的平衡压力，使得许多家庭难以负担三个孩子带来的额外开销与时间成本。这并不令人意外：在瑞士，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据估计约高达100万瑞郎(约合830万人民币)。

美国和瑞士的第三个孩子越来越少

在美国，至少在大城市中，同样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早在十年前，在曼哈顿，拥有第三个孩子甚至被视为一种身份象征。而从2007年以来的数据来看，第三胎在美国也明显减少。

从所谓的“生育顺位递进率”(Paritätsfortschrittsrate)来看，美国家庭在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后继续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意愿，过去一直相对稳定。原因之一或许在于，美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较大，并非所有家庭都面临纽约或旧金山那样的高昂开支。而现在看来，近年来出现在瑞士的趋势或许也将在美国重演。

正如保守派智库“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研究员莱曼·斯通(Lyman Stone)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导致美国出生率下降最主要原因，明显是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孩子。相比之下，正如图表所示，过去几年瑞士人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意愿相对保持稳定。

不想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多：美国甚至超过瑞士

没有孩子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本希望生育却未能如愿的人；另一类则是出于自身选择，从一开始就不想要孩子的人。

美国政界目前主要关注前一类人。例如，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不久前曾对男性平均精子数量下降表示担忧。

尽管美国的生物性不孕不育问题确实在增加，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人群才是影响更大的因素。

华盛顿独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分析显示了这一现象的普及。2002年-2023年间，20岁-30岁女性中明确表示不想生孩子的人比例，已从7%上升至23%。在20岁至-24岁的女性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达34%。男性的这一数据也几乎相同。

不想生孩子的原因有很多。人口学家认为，背后的因素包括整体价值观的变化、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为人父母后的职业发展前景受限(尤其是对母亲的影响，即母亲因生育和育儿在职业发展、薪资和晋升方面遭受的不利影响)，以及社会上的孤独危机、社交媒体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等。

与瑞士一样，许多美国人最终拥有的孩子数量少于自己原本期望的数量。这种现象被称为“生育缺口”(Fertility Gap)，而且这一缺口还在持续扩大。但美国家庭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6，但大多数女性仍计划要生两个孩子。而受访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数甚至是2.4个。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伊利亚娜·库齐姆科(Ilyana Kuziemko)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前，往往会系统性低估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平衡难度，而这种情况在大学毕业女性群体中尤为明显。

此外，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通常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更晚，因此完成理想生育计划的时间窗口也相对更短。一旦遭遇伴侣分离、失业等个人危机，原本的生育计划就可能被彻底打乱。

母亲生育年龄：美国最后的一张底牌

与所有西方国家一样，美国女性首次生育年龄也在不断上升。不过，与瑞士相比，这一年龄仍相对较低。这恰恰是美国与瑞士之间最大的差异之一。瑞士女性首次生育平均年龄在2023年达到31.3岁，位居全球最高国家之列。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2023年美国女性首次生育时的平均年龄为27.5岁。其中，乡村地区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仅为24.8岁，在大都市中则达到28.5岁。与瑞士及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高学历女性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之间也存在相同差异。

美国母亲平均生育年龄较低，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保守的新教“圣经带”(Bible Belt)地区。这种文化背景也使多子女家庭保持了较强韧性，四个及以上子女家庭的占比至今仍相对稳定。与此同时，青少年怀孕已不再是影响美国生育状况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点以来，美国青少年生育率下降了约80%。

由于母亲平均生育年龄相对较低，令美国在应对当前生活成本危机造成的生育冲击时获得一定的缓冲空间。总体来看，那些仅因为经济原因而推迟生育决定的夫妇，仍拥有一定时间来实现生育计划。

不过，如果美国无法在较短时间内缓解生活成本危机，现有趋势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届时，放弃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等后续子女的现象尤其可能变得更加普遍。

考虑到如今有相当比例的年轻男女本就不打算生育，美国也可能面临与瑞士相同的僵局：总和生育率跌破每名女性1.4个孩子。这一水平被人口学家普遍视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危险临界点。

从全球范围看，这并非瑞士和美国独有的现象。中国近年来也面临类似挑战。随着住房、教育和育儿成本上升，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出生人口已连续多年下降。尽管三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养育孩子越来越贵”正成为影响生育选择的共同因素。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