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的五一游行中,示威者引爆了烟雾弹。
Keystone / Anthony Anex
在人们眼中,瑞士和“动荡之地”毫不沾边。但在一些瑞士城市,示威活动的频率却高于以往任何时候。在这个政治稳定的国家,示威游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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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6月09日 - 09:00
作为民主团队的一员,我报道瑞士公民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无论是在瑞士国内还是国际层面。
我出生于爱尔兰,拥有欧洲研究学士学位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我自2017年起在瑞士资讯工作。
我的工作重点是多媒体内容制作,为瑞士资讯的各种在线渠道制作视频和照片,并担任图片编辑。
我拥有多媒体制作学士学位,并完成了多媒体技术员的学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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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s in Switzerland less radical, but just as frequent as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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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en in der Schweiz: weniger heftig, aber genauso häufig wie anders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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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Suisse, des manifestations moins radicales qu’ailleurs, mais tout aussi fréqu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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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oteste in Svizzera sono meno radicali che altrove, ma altrettanto frequ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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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瑞士,人们会联想到近乎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但不会想到政治动荡。所以,当局势偶尔在瑞士演变为暴力时,外界往往会感到惊讶。2025年8月,洛桑一名少年在警方追捕中死亡-该事件在当地引发数夜骚乱。英国《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特意指出,这一事件并非发生在“巴黎或里昂”,而是发生在“日内瓦湖畔,自称平静有序的瑞士”。
真能静如止水吗?
对于日内瓦大学政治学家马尔科·朱尼(Marco Giugni)来说,这一刻板印象并非毫无根据:与德国、意大利或法国相比,瑞士的示威活动往往不那么激进。历史上也有几次例外,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占屋运动、右翼极端主义运动以及反全球化抗议。2003年,法国在埃维昂莱班(Evian-les-Bains,临近瑞法边境,又称依云小镇)举行八国集团峰会期间,日内瓦发生了暴力事件。该事件至今仍影响着公众讨论- 尤其是,2026年6月依云小镇又将迎来类似的七国集团会议。
总体而言,如果说瑞士的示威通常较为和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政治体制。瑞士公民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参与政事,这有助于缓解激烈情绪。同时,朱尼指出,瑞士的联邦制为表达诉求提供了许多“入口”,而当局对示威游行活动也通常持较为宽松的态度。相比之下,法国的政治更为集中,当局更加强硬,抗议规模也往往更大,比如“黄背心”长期占据全国各地环岛,以及年轻人主导的全国性骚乱。
不过,朱尼补充说,瑞士的抗议活动虽然规模较小、暴力较少,但数量并不算少:一项2020年的研究显示,瑞士的抗议活动数量处于欧洲平均水平。此后,伯尔尼等城市的抗议活动甚至有所增加。虽然历史上,瑞士的罢工和阶级性抗议不如另外一些国家常见,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环保和女性主义等运动在瑞士一直非常活跃。近些年来,与新冠疫情、农业或加沙局势相关的游行示威也不断出现。
从历史角度看瑞士的抗议活动:
以前
1918年11月,瑞士各地超过25万名工人举行了为期数天的罢工,要求实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建立养老保险以及给予女性选举权。政府出动了约9.5万名士兵维持秩序。
Public domain
1968年6月,要求建立自治青年中心的示威者占领了苏黎世的格洛布斯百货公司。这场“格洛布斯骚乱”(Globus Demonstration)标志着该国反体制青年运动的开端。
CC-BY-SA-4.0 / ETH Library Zurich
1975年4月,阿尔高州凯泽奥格斯特:数百人占领了当地未来核电站的选址地。此次抗议标志着瑞士公众首次对核能的必要性和安全性提出质疑。经过多年的抗议,政府最终决定不建造该核电站。
Keystone
1991年6月14日:瑞士数十万女性走上街头,通过抗议和罢工争取自身权益,这是自1918年全国总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公众示威活动。
Walter Bieri / Keystone
每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通常会引发反全球化抗议活动。2003年的示威游行活动尤为广泛,且规模庞大。
Arno Balzarini / Keystone
2003年6月,日内瓦周边也爆发抗议活动,反对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图中,约1.5万名示威者正向法国边境进发。日内瓦市中心发生了暴力冲突,并造成财产损失。
Martial Trezzini / Keystone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传到了瑞士:图中,一群人在苏黎世金融区抗议经济不平等。
Ennio Leanza / Keystone
2019年3月15日:数千名青少年逃课前往伯尔尼参加“气候罢课”游行。与其他国家一样,他们希望政府能采取更多措施应对全球变暖。
Peter Schneider / Keystone
2021年6月25日:数千名骑行者骑行穿过苏黎世,参加“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抗议活动。这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活动该活动旨在倡导城市对自行车更友善的道路设计,并推广环保出行。
Pascal Mora / Keystone
2022年2月26日:在温特图尔,反对瑞士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示威者举行了”喧闹的“游行。
Walter Bieri / Keystone
2022年3月5日:苏黎世举行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示威活动。
Michael Buholzer / Keystone
2024年5月6日: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占领了洛桑大学的一栋教学楼。
Valentin Flauraud / Keystone
下一个
抗议与直接民主的关联
在一个富裕、拥有充分的直接民主权利,且公众对政治高度信任的国家,人们为什么还要抗议?在更为中央集权的体制中,人们可能因无法改变现状而走上街头表示不满。而在瑞士,公民可以直接将自己的想法纳入政治议程。那么,激进环保人士为何还要通过“粘路”行动抗议,而不是去收集签名发起公民动议呢?
对抗议者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许多人-包括气候运动者- 都认为自己是在应对一种紧急局势,而现有体制(尤其是瑞士体制)反应过于迟缓。他们希望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数年。发起一项动议也需要资金、时间和人脉。相比之下,一些专家认为,抗议权是那些”无法参与体制内政治“的人群最容易使用的渠道。
朱尼认为,政治体系与抗议活动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界限。他说,人们并非只有在政治无法奏效时才会走上街头;示威是制度性参与的一种“补充”,两者还会相互制衡。例如,新冠措施反对者曾发起大规模街头示威-但当选民在三次公投中均表示支持政府防疫政策之后,反对情绪大体平息。
谁在抗议?
欧洲数据显示,在参与抗议的意愿方面,瑞士也并无特殊之处。2025年,有8%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曾参加过抗议活动。这些都是谁呢?
这很难精确界定,但朱尼引用的较早数据发现了他们的一些共同特征:瑞士抗议者更可能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产阶级,并且有参与社团或政党活动的经验。女性和男性参与抗议的可能性大致相同-当然,不同议题的抗议者性别比例会有所差异。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不太可能吸引与反堕胎集会相同的人群,而全国“女性罢工”也不会以男性为多数。
一个更为明确的特征是政治立场:瑞士抗议者往往偏左。这反映了许多运动的进步性质,也体现了一种不同的政治观。在左派看来,抗议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手段;而右派往往倾向于将政治限定在传统制度内。至少在瑞士及其周边国家是如此;在东欧,情况则不同,那里的右倾人群更可能参与抗议。
然而,即使在瑞士,抗议也并非完全由左翼主导。部分运动更为多元,甚至打破传统分类。例如反防疫措施的游行就动员了研究者所称的“杂糅人群”(motley crew,指由不同背景、性格或外表截然不同的人拼凑在一起的团体):中产阶级、中年、受过良好教育,同时部分人群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或阴谋论倾向,倾向于将自身行动视为英雄行为,并与自由民主“疏离”。
在过去几年里,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出现了新的政治面貌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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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美国国会大厦的是些什么人?
此内容发布于
2025年02月07日
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公共卫生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社会动态。尤其在美国和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些“怪异”现象:防疫措施激起民愤;阴谋论满天飞;有人闯入美国国会,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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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抗议真的能取得成效吗?
朱尼表示:“大多数抗议并不能完全实现诉求,或者只能实现其中一部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一些要求本身就难以满足-比如,苏黎世当局怎可能结束加沙战争?
此外,抗议的成功还取决于议会或公众的支持程度。社会对示威的整体态度也很重要。例如,日本的执政精英常将示威“嘲笑为无所事事者的情绪波动”,而在瑞士并非如此。
媒体报道同样关键。媒体如何呈现示威活动,这自然会影响公众的看法。瑞士农民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2024年2月组织了一场极具视觉效果的拖拉机集会,用灯光拼出“SOS”字样。相比之下,气候运动也逐渐意识到,对封路等激进行动的高曝光度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
2024年2月,瑞士农民针对本行业面临的困境(牛奶价格等问题),举行了抗议活动,这与欧洲各地的类似示威活动遥相呼应。
Valentin Flauraud / Keystone
瑞士是否正在收紧抗议空间?
近年来,伯尔尼、苏黎世或巴塞尔等城市的抗议活动均呈现增多趋势,媒体发出“每天都有示威”的标题,企业也频频表示不满。在朱尼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范式转变。他指出,抗议具有周期性,“近年来的全球局势带来了政治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这促进了抗议活动的出现”。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为变革尝试提供了契机。
但同时也出现了反作用。2024年3月,苏黎世选民通过了所谓的“反破坏”(anti-vandal)公民动议:如示威游行未经批准,其组织者要自行承担清理和修复的全部费用。出于安全考虑,伯尔尼在2023年底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禁止示威- 当时围绕加沙战争的讨论正在激烈进行。2025年10月,在伯尔尼一场与加沙相关的暴力游行后,警方公布了31名扰乱秩序者的照片,引发了对“网络公审”的批评。
瑞士也受到来自外部的批评。国际特赦组织在其2024年报告中指出,在瑞士获得示威批准较难: 仅各州相关规定各自不同这一点,就可能会阻碍抗议者行使权利。同时,特赦组织对瑞士警方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的做法也表示质疑。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对抗议谴责该校与以色列机构关系的学生提起法律诉讼,这一举动遭到联合国专家批评。2025年,德国非政府组织“面包济世”(Brot für die Welt)发布的全球“公民社会地图”甚至将瑞士从“开放”降级为“受限”,理由包括针对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警察暴力以及对气候活动人士的强硬态度。该组织写道,这反映出集会和抗议自由面临压力的全球局势。
尽管存在批评之声,但瑞士在全球范围内仍属自由国度之列:在V-Dem研究所的排名中,仅有四个国家在结社自由方面的表现优于瑞士。
(编辑:Benjamin von Wyl/gw,编译自英语:郭倢/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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