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如何影響瑞士民主以及全球決策？

2025年2月，來自多所大學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科學研究人員在華盛頓舉行抗議，反對大規模削減預算。 John McDonnell / Keystone

瑞士人似乎愈發信奉科學。最新調查顯示，科學在這個國度享有比警察、政府和議會更高的信任。然而民主制度下科學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情況在威權體制(例如中國)又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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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並非一開始就享受如此尊崇，多年來瑞士人最信任的其實是警察，這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每年發布的一項名為《安全》的研究計畫得出的結論。

哈佛大學科學史學者娜歐蜜·奧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認為，科學的急速竄升是一個好消息，它顯示與美國人相比，瑞士民眾更重視「高品質的資訊」。

安全研究」(Sicherheit-Studie)自2018年以來持續追蹤大眾對科學的信任度，並表示當年之所以引入這一調查類別，是因為出現了一些令人關注的趨勢，而這種現象「尤其在美國較為明顯」。

「追隨科學」暴露出的問題

新冠疫情期間在瑞士等國家，「科學」在社會中的角色逐漸演變為一個政治上的爭論點。

疫情剛開始，這套說詞就「觸發了我個人的警覺，」聖加侖大學的政治學學者埃里·貝爾特蘇(Eri Bertsou)表示，她的研究重點是「專家治國」(Technokratie，也有譯為專家治國、科學治國)-即認為政治決策應主要依托專家知識的一種學說。

2020年春時任英國首相的約翰遜藉由「追隨科學」(Follow the Science)的口號來為政府的決策「背書」。「我當時便覺得，天哪，這可不是什麼好事，」貝爾特蘇說。不是別的，而是定冠詞「the」的用法讓她產生了警覺，「The Science(科學)」的言下之意，彷彿存在一個唯一的、可供遵從的科學答案，但當時情況並非如此」。新數據在不斷湧現，各類假說也隨之變換。「疫情期間科學的評估與模型都在不停變化」，貝爾特蘇表示。而當各國政府調整防疫政策之時，人們卻把責任歸咎在科學身上，「恰恰是因為此前政府一直宣稱自己是在遵守科學。」

面對複雜的政治問題，科學可以給出明確答案，這種想法聽起來頗具誘惑力。然而科學所扮演的角色，貝爾特蘇認為，應當是為民主討論提供認知基礎：「決策權必須掌握在承受決策後果的人手中。」

疫情初期，時任英國首相的約翰遜每日向民眾發表演說。 Ian Vogler / Keystone

「追隨科學」的口號傳遞出一種訊號，彷彿政治決策能夠直接從科學認知推導出來。「這就模糊了科學建議與政治責任之間的界限，」貝爾特蘇解釋。

她發現許多地方的民眾對待科學的態度有著嚴重的兩極化，而這種態度是「依情況而定」的。例如冷戰結束後的東歐，持科學懷疑立場的主要是政治左派。如今當地民眾的態度已大致趨近西歐。而在西歐和美國，持科學懷疑的則多為右翼。瑞士也同樣如此：《安全》研究表明，政治上「越右」，對科學的信任越少。

但整體來說瑞士人民對於科學的信任度最高，這一點並不令貝爾特蘇意外，「我認為，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人們嚮往著能『追隨』點什麼」。她參與的一項針對68個國家展開的研究發現：許多人希望科學家能夠更多地加入政治。

信任往往被視為一種「越用越少」的資源。近年來許多國家的國民都表現出對公共機構的越來越不信任，這引發一些擔憂。

瑞士民眾對政界和政府部門的信任度也相對較高。相關內容可參考我們的最新報導：

然而貝爾特蘇表示，信任並不會消失，它只是轉移了，就像能量守恆定律一樣。「信任是一種相對概念，它總是要投向某處」。如果它沒有投向政治，那麼它可能就投射在某民粹人物身上，抑或「獻給」了科學。如果人們認為政治腐敗，那麼有些人便會將目光放在專家群體上，因為專家似乎是「超脫」於體制的。

「專家治國」(Technokratie)，或稱「追隨科學」的口號，均來自這一前提假設：有一種客觀正確、有科學背書的政治。

如果科學是為威權體制服務的

在獨裁政權下科學與政府之間是不存在批判性緊張關係的，巴塞爾大學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學家拉爾夫·韋伯(Ralph Weber)談到：「恰恰相反，中國就用科技來幫助政黨維護它的統治」。這絕非偶然，許多威權政府都推崇「專家治國」式的科學觀：因為相信存在最優解的觀念，與專制統治緊密相連。

這有時甚至會帶來更高的效率，但在民主體制中，開放的討論才是科學所擅長。「我們可以爭辯，搞清問題到底是什麼。威權體制會省略這一步，政府的決策是自上而下的，問題是靠設定的，」韋伯說。

面對「不同的科技界」，韋伯在研究和諮詢的工作中經常要面對的問題是：和誰一起合作、如何合作。因為現代科技是國際性的，而科學在威權體制另有一套運作邏輯與自我認知，這給像瑞士這樣的民主國家帶來了挑戰。

「一方面在全球知識與創新競爭中仍想保持前列，」韋伯說，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科技上的長期助力會削弱民主的力量。

對韋伯來說就是：既保持開放的態度、又不要過於天真。我們要建立一個「信息盡可能共享的科技合作框架」，讓交流、共同研究與合作成為可能，但「如果有人要與中國一起研究液壓系統，那麼他就應預先知道，軍民兩用，到底意味著什麼。當事後發現自己的成果，居然被用於研發長程飛彈時，誰都不驚失色。」

談到科技合作所面臨的挑戰，韋伯的視野早不限於中國這樣的威權體制，而是放眼世界，關注那些「內裡面臨諸多威權化挑戰」的民主國家，例如印度和美國。近幾十年來，民主國家在全球的佔比均有所下降。

同許多人一樣，韋伯目前也在關注美國的局勢：「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科技合作強國，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民主何時不再民主？請閱讀我們分析文章：

對大學提出挑戰-從YouTube到川普

瑞士人對於科學的高度信任令韋伯頗感意外。

因為他觀察到的是，「很大程度上受數位化的影響，」這讓民眾對於科學的懷疑日漸加深。在他當學生的時候，幾乎不敢反駁教授，而如今得益於數位管道的幫助，人們很快便可以質疑社會上的權威。「與之相伴的，還有意見向知識的滲透。極端情況下，我也會在YouTube的大千世界裡找可以支撐我論點的東西，然後把它解讀為知識」。

這就令大學陷入被動。「它們必須向社會展示其自身價值，並找到合適的『傳播角度』，去闡明科學知識是如何產生的。」韋伯說。例如人文與社會科學創造的往往是不同於實驗室證據的知識，又例如客觀知識與有基礎的解讀之間的差異。

2026年5月末，EAWAG Dübendorf的科學研究人員身著青蛙裝，站在Tschamut的阿爾卑斯高山水域中，從漂浮採樣陷阱收集高山昆蟲。此舉用於研究這些昆蟲體內是否含有、以及含有多少PFAS-即無法降解的永久性化學物質。 Keystone / Gaetan Bally

大學應更能說明，科學到底能夠為普羅大眾帶來些什麼，哈佛大學的娜歐蜜‧奧雷斯克斯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她觀察到，面對美國民眾針對科學日益兩極化的態度以及信任的流失，許多科學研究人員束手無策。

「科技界的領導者」應該與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展開對話，思考科學如何更好地「滿足人類需求」，以及如何能證明「我們的研究工作會造福於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

她把科學視為對抗威權的力量：「科學是一項事業，會對威權政府構成威脅，因為科學是獨立思考的源泉，能夠讓獨立的發聲成為可能」。當然並非所有科學研究人員在任何時刻都會捍衛民主原則。

奧雷斯克斯認為，科學就其整體而言是一項帶有價值取向的事業。探求真理依舊是其最為核心的追求。

我們理當對科學抱持高度信任，因為「它自有一套辨識錯誤、糾正錯誤的機制」。我們也必須信任它，「科學會拋出種種複雜的問題，僅憑我們自己無法作答」。

在《安全》這份研究報告中，人們對科學的信任始終高於瑞士政府。

(編輯：Meret Michel，編自德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