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為什麼不願規範協助自殺？

2018年，104歲高齡的澳大利亞科學家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如願在安樂死機構“解脫”(Exit)的幫助下安然離世。他並未身患任何不治之症，但隨著視力和聽力的日益退化，他對個人生活質量已達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 © Keystone / Georgios Kefalas

納沙泰爾州要求用法律來規範安樂死組織和協助自殺服務。該倡議將同之前所有類似的嘗試一樣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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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沙泰爾州提出動議(德)外部链接，要求規範協助自殺的條件，並提出須制定相應法規，以規範安樂死組織。

納沙泰爾州提出動議的原因之一是，瑞士的安樂死組織不斷地擴大其服務對象。現在，就連並未身患絕症、僅僅只是老年病患者也可以得到安樂死服務。

法律框架不明確

該動議不可能得到聯邦院的批准。目前，國民院正在討論此事。如果國民院通過這項動議，必然會讓日內瓦大學倫理學教授Samia Hurst-Majno(法)外部链接大跌眼鏡。

這不是瑞士第一次討論規範協助自殺。儘管歐洲人權法院(德)外部链接批評瑞士的相關法律不夠明確，但“每次討論的結果都是，現有法律已經足夠完備了。”

瑞士為什麼不願規範協助自殺？

瑞士政府原本打算規範協助自殺，但是卻在2011年放棄了。在此之前，兩項要求在蘇黎世州禁止安樂死和叫停“死亡旅遊”-即外國公民來瑞士尋求協助自殺的公民動議(德)，都因絕對多數選民的反對而流產。

琉森大學的法學教授Bernhard Rütsche(德)外部链接認為，協助自殺的支持者擔心，法律規範將限制安樂死服務。支持者通常提出這樣的政治論點，“沒有必要制定新法，因為行業法(德)外部链接已對安樂死進行了足夠的規範。”“另外，聯邦委員會還特別指出，如果國家立法規範安樂死，無異於頒發品質獎章，而國家應該避免這樣的行為。”

瑞士的制度以信任為基礎

Hurst-Majno認為，如果國家立法規定哪些特定疾病、多大程度的病痛才可以要求協助自殺，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現有的制度。

“我們的制度以參與雙方的互相信任為基礎。參與的一方是安樂死協助者，另一方是有死亡意願的人。”目前，這完全是一種自願行為。有死亡願望的人沒有權利強制要求他人協助其死亡。 “如果用法律規範協助自殺，將很有可能使要求協助自殺成為一種權利，” Hurst-Majno解釋道。

專業機構

Hurst-Majno認為，納沙泰爾州的動議還觸及了第二個痛點，這就是協助自殺機構。

最初，人們認為協助自殺是所謂的“最後的友情幫助”，並通過自由的法律框架為協助自殺開“綠燈”。當時，沒人能想像得到，專業機構會應運而生。 “這是一個悖論，” Hurst-Majno表示：“一方面，人們渴望能得到專業人士的幫助，另一方面，人們又希望最終提供幫助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Hurst-Majno認為，解決悖論的辦法就是協助自殺職業化。她深知，這一建議將引起巨大爭議。 “如果可行，瑞士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對協助自殺進行專業培訓的國家。”

瑞士的協助自殺

在瑞士，如果是出於私利動機引導他人自殺或協助他人自殺，此人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德)外部链接。相反，如果因為利他的動機而協助他人自殺，將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瑞士有多家機構提供有償的協助自殺服務。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協助自殺收費是否屬於“自私的動機”在法律上一直屬於灰色地帶。不久之前，在一個樁史無先例的案件中，法庭駁回了針對瑞士著名的協助死亡機構Dignitas創始人“謀利”的指控(德)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