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为何正失去它的“中国专家”？

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新法律，使当局得以对持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的外国研究人员展开调查。 EPA / How Hwee Young

随着中国对海外相关研究的管控步步收紧，包括瑞士在内的海外社科学者正面临研究空间严重受挤压的困境。面对难以涉足的实地调研与日益严蝉的学术审查，瑞士的中国学者呼吁，政府应尽快在政策与资源上提供更多实质性支持。

2016年，苏黎世大学高级讲师西蒙娜·格拉诺(Simona Grano)将她的研究重点从中国和台湾的环境治理转向了两国关系。

在该校设立台湾研究项目后的第二年，她开始有意识地逐渐减少与中国方面的接触。

“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已无法像二十年前那样，在没有严格监控或提前报备的情况下公开提问，或者直接约见受访者以及中国的学术合作伙伴，”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在中国，包括我的学术同行和教授在内的人都变得更加谨慎、保持缄默，不太愿意与外国人交谈，除非(我们这些外国社科学者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得到大学方面重大科研项目的支持，或是我们的研究主题不涉及那些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的议题。”

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了多位来自瑞士不同大学、从事中国相关研究的社科学者。

接受采访的学者们坦言，如今的中国研究已然变成一片“雷区”。这迫使瑞士学术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研究方法，以及与中国同行的互动方式。尽管美、澳、英等国也面临类似困境，但瑞士的现状尤为令人担忧：受访者指出，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华研究愈发不可或缺，然而瑞士政府给予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支持却微乎其微。

转折点

“转折点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弗里堡大学( University of Fribourg)专门研究冷战时期中瑞关系的高级研究员阿丽亚娜·克努塞尔(Ariane Knüsel)表示。

这位自2005年起便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指出，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的整体氛围是相对“开放且友好的”。

尽管彼时某些议题在中国官方层面属于禁忌，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或西藏的人权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外国社会科学研究学者通常仍能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活动。

学者们指出，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后，情况发生了转变。自那时起，中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对外国组织和个人监控的法律。这些规定所针对的对象也涵盖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

法律纵览

2014年，中国通过了经修订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一年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随后，中国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数据访问及管理的综合性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于2025年正式生效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这些法律对数据（包括科研数据）向中国境外转移-即所谓的“数据出境”-施加了严格限制；它们通常还要求针对信息提供进行安全评估或其他合规审查，尤其是涉及“重要数据”或“核心数据”时。

这些法律规定，外国研究人员在收集研究材料时，若被认定持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调查或拘留。一个曾在学术界引发强烈震荡的著名案例，是2019年日本北海道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授岩谷将(Nobuo Iwatani)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突然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留。理由是在他居住的宾馆内“查获其搜集的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秘密的历史资料”，而有媒体称，被现场查获的其中一本涉及上个世纪国民党历史的所谓“禁书”，是岩谷将此前从北京一家正规书店合法购买的外部链接。

2023年，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简称“中国知网”)宣布，将暂时停止向海外用户开放部分数据集的访问权限，被禁的数据包括所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但未说明该禁令将持续多久。

不仅如此，许多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以及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在发布前都会经过当局的预先审查，以删除“敏感”信息和统计数据，比如部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内容。

这些举措给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带来了直接影响，使得他们获取数据变得更加困难。

持续的收紧和打压对中外学术界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获取中国境内的数据变得愈发困难；在中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受到种种限制；不少外国学者被迫调整研究方向，以避免触发中国的警戒线；许多学者不得不开始进行自我审查。

难以获取资料

“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一些档案馆-比如外交部档案馆，就已经不再允许(国外)历史学家查阅部分、甚至绝大多数档案了，”来自弗里堡大学的克努塞尔表示。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她表示自己需要接触和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那些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审查的内容。

她的研究涵盖了诸如中国在瑞士的间谍活动史、天安门事件以及“大跃进”(注：中国在1958年至1962年间推行的一场以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目标的全国性运动，结果导致严重经济失衡和大规模饥荒)等课题。

 “对于中国学者及其家人来说，与我讨论被中国官方界定为‘禁忌’的特定话题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我的研究中正涉及其中几个话题，”克努塞尔坦言,“我必须极其谨慎，以免暴露他们的身份、给他们带来风险。”

在处理由中国学者提供给她的二手信息时，这位瑞士历史学家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作为一名研究学者，她理应对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进行事实核查- 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然而现如今，随着愿意与之交流的人日益稀少，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调查核实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她解释道：“在发表研究成果时，我必须声明：这些信息是由他人转述给我的，但我无法独立验证其准确性。”

自我审查并不仅限于中国

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的部分研究人员表示，中国营造的这种氛围已经在跨越学术界、在整个中国社会里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如今，这种效应已悄然蔓延至中国境外，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学术界。

“有时候(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会在看似随机、却毫无理由、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被(中方)拒绝入境，”巴塞尔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菲利普·吉鲁什(Filip Jirouš)说道。他提到，他的一些同事在中国机场遭到国安人员的盘问，或在中国逗留期间被“请去喝茶”-这是一个常用来描述中国当局召唤某人进行非正式审讯的委婉说法。

2021年，圣加仑大学的一名前瑞士博士生在X(前身为推特)上发表了批评性推文，指责中国政府最初对新冠疫情的掩盖行为、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镇压，以及习近平本人。

随后，他收到了当时指导他的博士导师发来的电子邮件，称她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表达强烈愤慨情绪的邮件”。该导师告诉他，此事甚至可能影响导师本人今后赴中国的签证。据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当时的报道，该导师随即终止了对这名博士生的指导关系，并警告他必须“立即收敛政治言论”。

针对这一事件引发的强烈社会回应，以及外界对该导师可能受到中国当局施压的怀疑，圣加仑大学成立了两个工作组，调查中国方面是否对该导师的研究和教学予以干预。最终出炉的两份调查报告均认定：没有发现外部干预的迹象。“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中国方面的影响，”曾领导其中一个调查小组的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家迈克尔·拉克纳(Michael Lackner)教授在关于此案的最终报告中指出，“这种影响似乎只存在于那位博士生和那位教授的脑海里。”

为了避免学术生涯陷入停滞、并继续开展研究，一些瑞士学者选择更换研究课题或研究区域，不再聚焦于与中国大陆直接相关的议题。

来自巴塞尔大学的吉鲁什指出，一些学者转而关注中国地缘政治边界之外的议题和群体，譬如台湾及海外华人社群。

还有一些社科学者调整了研究方法，从昔日的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调查，转向对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及其他公开文件的文本分析。格拉诺在她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论文中指出，她选择分析中方官方讲话，而非亲自进行访谈。

合作减少

受访者表示，中国针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监控管制持续收紧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之一，便是瑞士与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近年来显著减少。

由于瑞士和中国均未发布关于两国双边学术交流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难以获得精准的确切数据。此外，中瑞两国间的交流项目高度分散，一部分由各所大学独立运作，另一部分则通过人员流动计划、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NSF)以及两国之间的各类机构合作项目提供。

瑞士资讯swissinfo.ch联系的几所瑞士大学在被询问时，均未提供有关与中方合作与交流的数据。

在瑞士生物技术协会(Swiss Biotech Association)网站去年发布的一篇采访文章中，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劳尔·奥格诺伊斯(Laure Ognois)表示，该基金会于2022年决定暂停与中国的所有双边合作项目，而两国由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出资的合作项目是2003年由瑞士和中国政府共同发起的。

“中国出台了新的数据保护法规，这对在瑞士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挑战。他们需要意识到，中国当局可能在未经(合作项目的瑞方)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任何目的访问、使用和修改项目中的数据，”奥格诺瓦表示。

“我们不能、也不愿永远停止与中国的合作。我们正尝试与(中方)合作伙伴、以及中国和瑞士政府携手制定解决方案，”她补充道。

尚有改进空间

尽管全球范围内研究中国议题的社科学者在获取中国研究资料方面都面临困难，但受访的瑞士研究人员表示，瑞士学术界所面临的特殊难题在于他们缺乏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力近年来还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不仅如此，中国也是瑞士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13年，两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签署的首个此类协定。目前，两国正在就升级该协定进行谈判，以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关系。

然而，瑞士的学术生态系统却鲜有涉足亚洲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包括中国战略，而这些战略“对瑞士公共和私营部门决策者而言是关键的知识库”，可有助于瑞士打破信息孤岛，加深对中国的认知，格拉诺在2025年发表在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上的一篇联名评论文章中如是写道。

格拉诺认为，瑞士亟需在亚洲国际关系领域建立更强大的学术专长，以维护其经济竞争力和对中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现如今，其与中国的科学合作已回落至15年前的水平。2015年至2018年间，瑞士国家科学平均每年资助70个与中国科研团队的合作研究项目，而2025年这一数字已降至30。

格拉诺指出，在学术界对亚洲经济体的关注程度上，瑞士要落后于欧洲和北美各国。迄今为止，瑞士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协调统一的国家级研究机构。

以德国为例，该国拥有多家将亚洲研究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相结合的机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已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专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独立研究机构。该研究中心由德国墨卡托基金会(Stiftung Mercator)于2013年出资创立，在该中心成立后的十年内，基金会为其提供了3300万欧元(约合2.5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瑞士对中国研究方面的投入，目前尚无公开的统计数据。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由该机构资助的研究中国议题的项目在2010年至2020年间达到高峰。在1980年至2025年间发放的近280项资助中，超过一半是在这十年期间颁发的。

意大利设有都灵世界事务研究所(Torino World Affairs Institute，简称T.wai)，该机构长期开展以亚洲为重点的研究项目。法国则拥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简称IFRI)和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简称IRIS)等多家智库，而上述这两家法国机构在亚洲研究领域均拥有深厚的专业积淀。

2019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发布了一份包含12项条款的《行为准则》，供全球高校及其教职员工采纳，以帮助全球学术界应对中国政府对海外学生海外高等教育机构学术自由的威胁。

然而，该组织表示，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和大学，或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对学术自由的威胁，“鲜有高校采取行动来保护学术自由免受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影响”。人权观察还列举了诸如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实施签证禁令，以及对世界各地校园学习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进行监控、学者迫于压力主动实施自我审查等实例。

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出台了支持性政策和机制，以协助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维护本国学术自由并提供资金支持。

自2024年起，德国政府决定每年向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提供50万欧元的研究资助经费。法国和日本政府也作为该中心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支持其研究工作。该中心方面表示，其拥有来自七个欧洲国家、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约20名学术研究人员，这使其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

格拉诺认为，瑞士政府应采取更多举措，譬如为聚焦与中国相关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专项研究计划提供资金，尤其应该侧重于支持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国数字化转型以及技术领域的研究。此外，瑞士政府还应当拨付专项联邦资金，用于帮助瑞士高校和学术界加强调查、建档和数据库建设，从而实现在中国境外创建独立收集和保存的替代数据来源。

“如果不给予那些真正研究中国的人以支持，就等于助长了让真正了解中国的人噤声，”吉鲁什表示，“最终的结果就是，政府要么偏信那些对中国了解极其有限的人、或者被中国政府收买的人提供的信息做出决策，要么依赖因中共干预和骚扰而被扭曲、失实的信息来做决策。”

然而，瑞士联邦教育、研究与创新国务秘书处(SERI)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介绍称：“在瑞士，公共研究资金基于自下而上的原则划拨，对所有学术学科一视同仁。因此，联邦政府不会优先考虑或者专门为特定主题领域或研究方向-譬如和中国相关的研究-划拨资金。”

不过，瑞士联邦教育、研究与创新国务秘书处也表示，虽然瑞士政府目前并没有计划增加对中国相关学术研究的投入，但正考虑优先在联邦政府内部提升中国事务专业知识的认知与能力。

(编辑：Virginie Mangin/gw，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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