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為什麼不肯生三胎

巨大的幸福伴隨著經濟負擔：在瑞士，養育一個孩子最高可能花費100萬瑞郎。 Keystone / Gaetan Bally

「不婚不孕保平安」「養娃太貴了」-這些年，類似的話題在中國社群媒體上頻繁出現。從結婚人數持續下降到出生人口不斷減少，年輕人為何不願生育，成為中國社會熱議的議題。而放眼全球，低生育率也困擾著越來越多國家。瑞士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不想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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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越來越多人乾脆不生孩子；在許多歐洲國家，很多人也不想邁出生第一個孩子這一步；而在瑞士，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則是：願意生孩子，卻不願生三胎。

「N拋世代」：韓國年輕人為何不生孩子？

「N拋世代」(N-po Generation)，這是韓國年輕人給自己的名字。「N」代表一個不確定的數字(最初是三拋時代，指放棄戀愛、婚姻、生子)，「拋」則意味著被迫放棄那些曾經被視為人生標配的東西：買房、事業、婚姻和生育。

如今，韓國生育率僅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0.7個孩子，是全球最低水準。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s )所長米科·米爾斯基拉(Mikko Myrskylä)認為，高度競爭的社會環境是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

「許多年輕父母認為，生育超過一個孩子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因為光是培養一個孩子、讓他/她在教育體系中保持競爭力，就已經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了。」

對中國年輕人來說，這樣的邏輯並不陌生。從「雞娃」到「教育內卷」，類似的焦慮同樣存在於中國社會。

同時，無論是中國或韓國女性，在成為母親後往往要面臨嚴重的職業發展障礙。對這些年輕女性而言，生育意味著職業機會減少、收入下降，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延後甚至放棄生育。

瑞士的問題出在三胎

然而，瑞士的情況比較特殊，瑞士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不再想生二胎，尤其是三胎。

瑞士最新生育率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1.29個孩子，低於歐盟1.34的平均值。

洛桑大學人口學與社會學教授勞拉·貝爾納迪(Laura Bernardi)說，在過去五年裡，瑞士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只有約一半來自首胎數量減少；另一半則源於家庭規模縮小。

「越來越少的夫婦會願意生第二個孩子，但比較排斥生第三個孩子。」

數據顯示，瑞士首胎出生數量下降8.5%；二胎下降9.0%，；而三胎出生數則大幅下降了13.6%。

這意味著，多數瑞士人依然願意成為父母，但生完第一個或第二個孩子後，就不再想生。

為什麼瑞士人不想生三胎？

貝爾納迪認為，即便許多瑞士家庭想再多要一個孩子，但這會讓他們面對現實的門檻。她說：「在瑞士，養育孩子的成本並不是線性增長的，而是跳躍式增長。」

生第一個孩子時，家庭就需要安排託育、調整工作時間，有時還需要搬家換大房子。對於一個雙薪家庭而言，這些變化通常還能應付得過去。

生第二個孩子時，雖然會增加開銷，但大多仍能控制在原有生活框架之內。真正的壓力往往出現在生第三個孩子時，「第三個孩子通常意味著需要更大的住房、更高的託育費用，以及父母進一步減少工作時間。」

對於中國城市的年輕家庭來說，這種情況也很常見。從一個孩子增加到兩個孩子，往往意味著換更大的房子；而從兩個孩子增加到三個孩子，可能意味著整個家庭財務和生活模式發生根本變化。

瑞士人面對的同樣是這種困境。

在全球最昂貴的國家養育孩子

瑞士高企的生活成本，又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問題。根據2026年生活成本指數，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前六座城市全部在瑞士，甚至將全球公認最昂貴的城市紐約擠到了第七位。

早在十多年前，美國媒體就曾提出過這樣一個說法：在曼哈頓，生三個孩子已經成為一種身分的象徵。這並非是因為人們喜歡大家庭，而是在高昂的住房和育兒成本之下，能夠負擔三個孩子的家庭越來越少。

如今在瑞士，尤其是蘇黎世、日內瓦等大城市，第三個孩子也逐漸帶有了這個意義。

在瑞士將一個孩子撫養成人，父母至少需要花費50萬瑞郎(約420萬人民幣)。如果再把因減少工作時間或轉為兼職而損失的收入也計算在內，這筆成本甚至可能翻倍。

雖然低收入家庭能夠獲得部分補助和優惠，但貝爾納迪認為，與歐洲許多國家相比，瑞士對家庭育兒的支持力道依然有限。

例如，瑞士沒有類似北歐國家那種父母共享、可彈性分配的育嬰假制度；而中產階級家庭承擔的託育費用則高得驚人。

北歐給的答案：福利很重要，但還不夠

許多人會認為，只要給家庭更多補貼，問題就能解決。北歐國家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對照樣本。

在那裡，父母通常可以享有較長且待遇優厚的育嬰假(例如在瑞典，父母總共可獲得約480天育嬰假)；託育服務價格相對可負擔且供應充足，母親和父親也更容易繼續留在職場。

這種強調性別平等和共同育兒責任的製度，確實有助於降低生育成本。

然而，北歐經驗也顯示，完善的福利政策不一定能保證較高的出生率。目前，丹麥生育率約1.50，挪威和瑞典也高於瑞士。但同樣有成熟家庭福利制度的芬蘭，生育率僅1.30，幾乎與瑞士持平。

芬蘭的新難題：先讓年輕人生下第一個孩子

芬蘭人口學家安娜·羅斯基爾希(Anna Rothkirch)發現，與許多歐洲國家相比，芬蘭面臨更嚴重的「首胎缺失」問題。她說：「事實上，我們並不缺少生育第三個甚至第四個孩子的家庭。如今真正的新挑戰，是讓人們願意先擁有第一個孩子。」

她認為，不生育現象背後的原因十分複雜，包括個人主義傾向增強、藥物和酒精濫用、離婚率上升，以及越來越人難以找到合適伴侶。

此外，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的普及也可能發揮了作用。「我們正在經歷一場約會危機、一場心理健康危機，結婚率下降了50%。而在這段時間裡，除了數位時代的到來，沒有發生什麼其他根本性變化。」

這種現象同樣發生在中國。近年來，中國年輕人結婚和生育年齡持續延後，單身人口增加，「找對象越來越難」也成為不少年輕人的現實感受。

政策關注重點偏移

芬蘭人口學家安娜·羅斯基爾希認為，降低托育成本等家庭支持政策固然重要，但許多國家的政策存在一個共同盲點：它們往往假定年輕人已經組成家庭，只是在猶豫是否生育。然而現實是，越來越多人甚至還沒有進入穩定的伴侶關係。「如果戀愛、結婚開始得太晚，最後的結果往往是沒孩子，」她說。

近年來，中國結婚登記人數下降、初婚年齡延後，以及「社恐」「宅文化」等現象，都讓年輕人進入穩定親密關係變得更加困難。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所長米科·米爾斯基拉也指出，當前家庭政策大多聚焦於如何鼓勵已有伴侶生孩子，卻很少關注年輕人如何建立和維持穩定關係。對許多國家而言，問題早已不只是「要不要孩子」，而是「是否能夠組建家庭」。

同時，歐洲各國雖然不斷討論出生率下降問題，也頻頻組織專家提出對策，但真正落地的改革相對有限。米爾斯基拉認為，各國政府普遍難以對生育率持續走低作出有力回應，而更令人擔憂的是，超低生育率正逐漸被視為一種新常態。

生孩子是私事，還是公共議題？

與許多歐洲國家相比，出生率下降迄今並未在瑞士政壇引發太大迴響。近年來，圍繞移民成長、住房緊張以及基礎設施承壓等「『成長』煩惱」的討論一直佔據主導地位。

而在奉行聯邦制和自由主義理念的瑞士，社會上長期存在著一種普遍觀念：生兒育女屬於家庭私事，不應由國家過度干涉。

貝爾納迪認為，如果瑞士希望提高出生率，就必須改變人們的這種認知。「孩子應被視為一種公共財富。因為維持合理的人口世代更替，不僅關係到社會長期繁榮，也關係到經濟持續發展。」

在她看來，經濟不確定性、育兒成本上升、住房和託育資源不足等因素正在同時發揮作用，並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推遲建立家庭。

「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一孩家庭甚至終身不孕將逐漸成為社會常態。」

中國能從瑞士看到什麼？

韓國人不想生小孩；瑞士人不想生三胎；芬蘭人則遲遲不願進入婚姻和家庭。

表面上看，各國的少子化呈現出不同形式；但歸根結底，它們都指向同一個現實：在住房、教育、職業發展和個人生活之間，年輕一代越來越難把養育孩子納入自己的人生規劃。

對中國而言，瑞士的經驗尤其值得關注。過去幾年，圍繞低生育率的討論往往集中在年輕人「不想生」的問題。但瑞士的案例提醒人們：即便許多人願意成為父母，當住房、託育、教育和職業發展帶來的壓力不斷增加時，家庭仍可能放棄生育更多孩子。

換句話說，提高生育意願只是第一步。如何降低教養成本、減輕家庭負擔，讓人們有能力把理想中的家庭規模變成現實，或許才是更大的挑戰。

無論是在上海、北京，還是在蘇黎世、日內瓦，人們面對的不是「想不想生」，而是「能不能生」的問題。

(編輯：Balz Rigendinger，深度編譯自德文：楊煦冬/dh，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