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的另一张面孔是腐败与暴力

在西欧，它表现为政治理念的撕裂；在东欧，却往往与腐败、黑手党和对法治的破坏密不可分。如果国际社会未能识别这两种“病症”的根本差异，民主促进可能变成民主破坏。

欧洲目前被一个两极分化的幽灵所缠绕，出现了相互敌对以及以及质疑政府的情绪，导致很难达成共识，这危及到了民主制度的运作。

然而，东、西欧两极分化现象背后的表现形式却并不相同。在一些地方，两极分化体现在政治上；而在其他地方，两极分化则体现在腐败以及对民主和法治的削弱上。

如果国际民主促进者无法明确区分民主的这两种“病症”，将会误入歧途。

德国、法国和波兰的两极分化现象

目前在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德国、法国和波兰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因此在这些国家越来越难找到多数派，而且因为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波兰目前的保守派总统和一个自由派总理组合，导致在政治上达成共识，成为一大挑战。

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中，破坏民主规则的行为突然变得可以被接受，因为在这些高度分化的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容忍或认可对立政治阵营的观点和存在。

两极分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犯罪

而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黑山、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出现了敌对和破坏民主原则的行为，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

这里可能”腐败”一词起到了淡化的作用，这里谈论的并非日常中的腐败事件，比如给交通警察塞钱避免罚单等，而是指部分政治家与犯罪团伙之间的勾结，以及大规模挪用公款等行为。这些行为也是两极分化的重要表现。

当然这些国家的其他政治家和民间组织正在抵制这种犯罪。

塞尔维亚长达十个月的抗议活动

十个月来，塞尔维亚大学生一直在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维护法治国家，反对执政党利用国家成为牟利的工具。比如将基础设施项目以虚报的价格交给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却并不给力。诺维萨德(Novi Sad)火车站顶棚的倒塌造成16人丧生就是典型案例；根据起诉书，在这一项目中超过1亿欧元被贪污。

在法治治国问题上，政府和反对党的分歧最大。一些因获得国家项目而得以发展壮大的建筑公司，其背后却隐藏着与犯罪团伙有染的政治人物。

他们涉嫌贩毒、非法武器出口，以及谋杀反对派政治家和企图暗杀科索沃警察，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科索沃北部。背后的关系网还可能涉及到更高层的人物，比如，亚历山大·武契奇总统的儿子与犯罪团伙成员的合影就出现在公众视野；泄露的聊天记录还显示，总统及其兄弟与黑手党有瓜葛。

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犯罪行为

这些政客，将自己称为”商人”，而他们的这种经济犯罪行为会将整个经济体推向毁灭的边缘。摩尔多瓦几乎尚未从2014年的银行丑闻中恢复过来。当时，该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通过非法手段窃取了12%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一银行丑闻背后的寡头们现在是改革派总统马亚·桑杜(Maia Sandu)的政治对手。

在格鲁吉亚，寡头比齐纳·伊万尼什维利(Bidsina Iwanischwili)创立并资助了目前的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所以事实上他独自控制着政府，而在他的领导下，格鲁吉亚正在走向独裁。这种情况与两极分化现象极其相似，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信任的丧失，政治对手不再被视为是合法的存在。

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仅限于此，在摩尔多瓦，如果某些政党被取缔，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立场问题，而是出于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国家安全、法律问题等)，这些政党往往会将自己包装成“言论自由”的受害者。

斯洛伐克的政治暗杀事件

冲突往往会从议会转移到法庭或街头。在斯洛伐克，政治反对派和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人士被妖魔化在2018年达到巅峰，当时著名调查记者扬·库奇亚克(Ján Kuciak)和他的伴侣玛蒂娜·库什尼罗瓦(Martina Kušnírová)遭到谋杀。六年后，左翼专制主义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成为袭击的对象。

“两极分化”一词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来自双方的对立，但在这里讨论的所有国家中，政治威胁和暴力都主要来自单方。比如斯洛伐克的两起袭击事件就是实例：刺杀菲佐的凶手明显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却举止怪异的单独行凶者；而记者谋杀案背后的纠葛则牵涉到经济界的利益。斯洛伐克媒体报道了案件与政界相关的种种迹象，甚至涉及到新、老总理菲佐。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两极分化是因缺乏对话和妥协意愿导致的后果，那么他有可能是在避重就轻，甚至是在嘲讽受害者。

意识形态是小事

意识形态充其量只是一个次等的概念。波斯尼亚-塞族政治人物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利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来掩盖他的滥用职权。在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党发起针对乔治·索罗斯或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宣传活动，目的是分裂反对派，并掩盖经济衰退和腐败问题。黑山长期执政者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ukanović)及其民主社会主义者党也采取类似策略：他长达30年的一党统治建立在裙带关系、买选票行为以及民族独立问题的基础之上。久卡诺维奇将所有其他政党贴上“亲塞尔维亚”或“愿与亲塞尔维亚政党合作”的标签-也就是说是背叛国家独立的政党。通过这种方式，他在选举中获胜，而实际上却与黑手党有商业勾结。

欧尔班、多迪克和乔卡诺维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政治生涯中都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重大转变。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可能只是一种策略。

“塞尔维亚现在的执政党虽然仍然背负着南斯拉夫战争时期的历史包袱，但如今该党依赖的是几乎不带意识形态的增长承诺；对电视舆论的垄断；以及通过裙带关系维系的选票，民族主义只在危机时偶尔被拿出来用一下。”

2024年选举期间，格鲁吉亚执政党将格鲁吉亚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的功劳归于自己，加入欧盟一直是反对党的诉求。该党这样做其实是打了个幌子：其实早在选举前，滥用权力就已经是阻碍与欧盟开启谈判的阻碍，选举结束后，政府则彻底关闭了通往欧盟的大门。

这对东欧的国际活动家意味着什么

西欧一些较小国家在历史上一直遵循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极化公式：通过包容和妥协实现去极化。瑞士的“魔力组合”(自1959年起，瑞士四个最大的党派决定了政府委员的构成比例，即所谓的“魔力组合”)至今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尽管在西欧，例如法国或德国，对这种做法论调不一，但在东欧，许多国际活动家仍然倾向于寻求对话与妥协。

然而，考虑到极化的另一面，邀请对话反而会让反对派和公民社会陷入两难。确实，即便是在腐败严重、存在黑手党结构的国家，对话与协议有时也能推动重新民主化和法治建设，例如北马其顿：2015年，该国因腐败和窃听丑闻引发抗议，最终促成了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达成协议，设立特别检察机关，并举行新选举直至政权更替。但前提是执政党，至少其中一部分，愿意进行真正的改革并放弃部分权力。因此，对话与妥协绝不应被视为万能的金钥匙。

任何与犯罪团伙做交易的人都有可能手上沾血。

当国际社会迫使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参与对话时，反而会令他们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在北马其顿，2015年的对话确实带来了成果-而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当时向总理施压，要求其辞职，并同意设立过渡政府以及展开刑事调查。

(编辑：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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