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的家乡味何时成了南非人的国民调料

兰加一家餐厅的女厨师用“Aromat”给菜肴调味。 Michael Heger

Aromat是诞生于瑞士的一种调料，被不少人视为“国民调味料”。然而，现在瑞士人要担心它的“瑞士身份”了，因为远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人们早已把它当成自己的味道。

70多年来，南非人将Aromat撒在各种食物上，这款来自欧洲的调味料，如今已成为南非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值午餐时分，空气中弥漫着烤肉和烤玉米的香气。木炭燃起的烟雾，与华盛顿街上穿梭不息的小巴扬起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这里是开普敦历史最悠久的黑人社区兰加(Langa)。

在“Jordan Ways of Cooking”餐馆里，Amapiano音乐低沉有力的贝斯震得单薄的墙壁有些微微颤动。厨房里，锅具、刀具和长柄勺之间，摆着一个黄色塑料桶，里面装着一公斤Aromat调味粉。

“其实我并不需要它，”35岁的主厨恩特拉洛·乔丹(Ntlalo Jordan)说。在实现开设自己餐厅的梦想之前，他曾在迪拜、利比里亚和苏丹的五星级酒店工作过。他喜欢用新鲜香料，腌料也全都自己调配。“但顾客就是喜欢这个味，所以我们也备着。”

南非制造

往前走一百米，一间铁皮棚改成的小吃店映入眼帘。这里卖香肠、汉堡，烤架从清晨起就没停过。柜台装着铁栅栏，只留下一道刚够递钱和递货的小窗口。

柜台中央，一个黄色罐子格外醒目地摆在一盒鸡蛋旁边-又是Aromat。

罐身上写着“Original Seasoning(原创调味料)”。熟悉的瑞士小红人“Knorrli”却不在包装上，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小字说明：本产品产自南非。

装在小黄罐里的“家乡味”

而在九千公里之外的瑞士，相同的小黄罐却成了一个政治话题。

今年3月底，英国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宣布，将剥离旗下食品业务，并与美国香料企业麦考密克(McCormick)合并。这一消息在瑞士引发了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媒体纷纷称Aromat是“瑞士国民调味料”，强调它“不能落入美国人之手”。一项题为“Aromat属于瑞士”(Aromat ghört dr Schwiiz)的请愿活动，在短短一周内便征集到近一万个签名。

在沙夫豪森州宁静的小镇泰恩根(Thayngen)，当年实习厨师瓦尔特·奥布里斯特(Walter Obrist)于1952年研发出这款配方。直到今天，这里每年仍生产约3000吨Aromat调味料。请愿发起人要求保护当地180个工作岗位，同时确保Aromat原始配方不被改变。

Aromat从来就不完全属于瑞士

尽管这款黄色调味料从未归属于任何一个瑞士企业所有，但对许多瑞士人而言，它和奶酪火锅(Fondue)、思华力香肠(Cervelat)以及马特洪峰一样，早已成为瑞士的象征。

几十年来，Aromat与美极(Maggi)、盐和胡椒一起，牢牢占据着瑞士餐馆餐桌的一角。它被加入沙拉酱和炒蛋之中，承载着军营生活记忆和童年味道，也成为装在黄色罐子里的乡愁与温暖。

然而，签署请愿书的人或许大多不知道，在过去70年里，Aromat在南非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从餐馆餐桌走向街头小吃

“什么时候开始，一个鸡蛋要卖4兰特了？前不久不还是3兰特吗？”

开普敦一处小巴车站旁的小卖部里，一位顾客十分不满地抱怨。

店主吉布里尔·门格沙(Jibril Mengesha)跟她解释涨价是因为通货膨胀。顾客不情愿地掏出几枚硬币递给他。

随后，她从柜台上装着鸡蛋的玻璃沙拉碗里拿起一个鸡蛋，熟练地剥开蛋壳，再从面前整齐排列的四个黄色调味瓶中的一个里倒出调味粉，均匀地撒在鸡蛋上。那正是Aromat。

吉布里尔·门格沙摊位上的鸡蛋和Aromat。 Michael Heger

28岁的吉布里尔来自肯尼亚，目前帮姐姐看店。他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因为总有流动小贩一手拎着装满水煮蛋的纸托，一手拿着Aromat调味瓶，在街头兜售。

“我从来没听说过Aromat是从瑞士来的。”吉布里尔说。不过，他很清楚这款调味料在南非顾客中有多受欢迎。

上午10点刚过，他已经卖出了26个水煮蛋。和各种汽水饮料及零食，水煮蛋是这家小店最基本的商品之一。

他的顾客大多来自城市外围的小镇。他们每天搭乘小巴前往市中心上班，并会顺路在吉布里尔的小店买点东西充饥。

在当地烹饪方式中，Aromat几乎无处不在。它会被撒在Braai(南非烧烤)上，撒在烤玉米上，加入Kota-一种把面包挖空后塞入薯条、香肠、Chakalaka辣蔬菜酱和各种酱料的特色三明治；也会拌进Pap玉米糊中。这种玉米糊是整个南部非洲地区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跨越所有社会阶层

不过，如果只把Aromat当成小地方人吃的调料，那就太片面了。

这款调味料在瑞士问世仅一年后，也就是1953年，便进入了南非市场。如今，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人，在家庭厨房里都常备这个调料。

在距离开普敦市中心以东约半小时车程的格拉西帕克(Grassy Park)，退休教师、也是一位自豪祖母的斯特拉·乌里昂(Stella Urion)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她一边忙活一边往鸡腿和羊排上撒Aromat。

“我最喜欢的，”她笑着说，仿佛在透露一个家族秘方，“还是撒在爆米花上。”

从兰加尘土飞扬的街道，到开普敦中央商务区，再到格拉西帕克，车程都不到半小时。但种族隔离时代《群体区域法》划下的社会界线，至今依然能感受得到。而这个黄色小罐子，却跨越了这些界线。

“无论是在富裕的坎普斯湾(Camps Bay)、中产阶层聚居的南部郊区，还是在兰加，Aromat都受到同样的欢迎。联合利华南非公司初级品牌经理卢万迪莱·杜巴扎内(Lwandile Dubazane)说。

据他估计，南非每10个家庭中，大约有5-6个家里备有Aromat。

南非式营销

对杜巴扎内来说，这个品牌承载着许多个人情感。“从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会背诵上世纪90年代电视广告里的宣传语。”

在瑞士，Aromat属于餐馆餐桌；而在南非，它已经成了一种街头文化。

南非版Aromat广告词，恐怕连瑞士泰恩根工厂的人都未必听得懂：“Mogodu Mondays(牛肚星期一)”“7 Colour Sundays(七彩星期日)”“iChicken Dust(鸡肉撒料)”……

有的广告把场景设在小巴出租车里；有的则把品牌与Kota美食节联系起来。

杜巴扎内说，这些广告以幽默风趣的方式精准抓住了南非人的文化共鸣。

“人们之所以觉得Aromat是南非的，是因为营销团队把它塑造成了南非品牌。”

品牌会赞助地方社区活动、喜剧演出等各种本土项目。那句广告词-“没有Aromat的薯片难以下咽”（Chips are stupid without Aromat)-如今甚至已经成了不少南非人的日常口头禅。

无人提及工厂

南非市场上的Aromat产自德班的Indonsa工厂。这座占地2.2万平方米的工厂，年产能达到6.5万至10万吨，是联合利华全球最大干货食品生产基地之一。

至于南非每年实际生产多少Aromat，联合利华南非公司在接受采访时拒绝透露。杜巴扎内也无权公开相关数字。

但仅从规模对比便可见一斑：一个拥有6200万人口的国家，由一座规模远超瑞士泰恩根工厂数倍的生产基地供货。

传承还是挪用？

那么，这究竟算不算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一种外来的产品，被当地社会接纳并据为己有？还是殖民消费模式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种欧洲工业化调味品，挤压了本土传统的调味方式？

“其实，两者都有，不是吗？”斯泰伦博斯大学语言学教授马塞琳·奥斯滕多普(Marcelyn Oostendorp)说。

她主持的研究项目“Politics of the Belly(腹中政治)”，专门探讨南非社会中的语言、饮食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奥斯滕多普提起非洲文学史上一场著名论战-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与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围绕英语展开的争论。

提安哥后来停止使用英语写作。在他看来，殖民者的语言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的语言。

阿契贝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所使用的英语早已不是英国人的英语，而是一种新的、尼日利亚化的英语；通过这种方式，殖民语言被重新占有，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当然，这款产品身上带有殖民历史留下的印记，也有可能挤压了本地传统的调味习惯，”奥斯滕多普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并将它融入了自己的饮食文化之中。”

(编辑：Balz Rigending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