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欧洲灾难”：南斯拉夫战争35年-摄影师托马斯·科恩的回忆

在典型的东欧共产主义住宅区中，孩子们在家中玩耍，萨拉热窝，1993年6月 — 典型的东欧住宅区，孩子们在家中玩耍，萨拉热窝，1993年6月 Thomas Kern

从假日酒店一间空置的房间望去，可以看到两座大学塔楼中的一座，以及市中心和老城区的景象，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一支车队正离开萨拉热窝。犹太市民正从该市撤离，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历史中心贝戈瓦-扎米亚清真寺内的祈祷，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Thomas Kern

左：一名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部队的年轻士兵，在博斯尼布罗德，1992年9月。右：一名男子将两名伤员送至科塞沃医院急诊室后，站在急诊室门口，萨拉热窝，1993年5月。 — 左：一名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部队的年轻士兵，博斯尼布罗德，1992年9月。右：一名男子将两名伤员送至科塞沃医院急诊室后，站在急诊室门口，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在市中心取水。指示牌“Skloniste”指向一处公共防空洞，萨拉热窝，1993年6月。 Thomas Kern

科塞沃医院地下室病房中的查房，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在科塞沃医院的停尸房门口等待，萨拉热窝，1993年1月。 Thomas Kern

波斯尼亚军队的新兵正在接受训练，萨拉热窝，1994年6月。 Thomas Kern

位于祖奇山脉上的戈洛·布尔多山是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最重要、也是争夺最激烈的前线之一。1992年12月。 Thomas Kern

一名男子站在位于旧汽车站附近自家房子的门口，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Thomas Kern

左：萨格勒布机场跑道上，一名熟睡的联合国士兵与运输机，1992年8月。右：失明的弗拉基米尔·格卢瓦切维奇在其位于萨拉热窝的家中，1994年4月。 Thomas Kern

炮击刚结束不久，去一户人家探访，博斯尼布罗德，1992年10月。 Thomas Kern

科塞沃区拉夫公墓入口处，一名男子正整理着堆好的柴火，旁边放着一个棺材，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 科塞沃区拉夫公墓入口处，一名男子正在背柴火，旁边放着一口棺材，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Thomas Kern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摄影师托马斯·科恩(Thomas Kern)曾在克罗地亚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在当地进行过拍摄，并亲历了长达数月的萨拉热窝围城。这是一段带有个人色彩的回顾。

此内容发布于 2026年06月22日 - 09:00

作为图片编辑，我负责瑞士资讯的新闻摄影编辑工作，并与摄影师合作。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带着相机跟随记者进行报道。我在苏黎世接受摄影培训，并于1989年开始担任新闻摄影师。1990年，我创办了瑞士摄影师机构Lookat Photos，并曾两次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还荣获多个瑞士国家级奖学金。我的作品被广泛展出，并收藏于多个机构。

作为记者，我关注民主发展，特别是瑞士视角下的相关动态。作为一名瑞士人，我长期以来对公共讨论如何塑造社会深感兴趣。

托马斯·科恩的回忆与摄影，由Benjamin von Wyl整理

Deutsch

35 Jahre Jugoslawien-Kriege: Fotograf Thomas Kern erinnert sich 原版
العربية

35 عامًا على حروب يوغوسلافيا: عدسة طوماس كيرن تروي ذكريات ”كارثة أوروبية“

萨拉热窝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象征

在克罗地亚，我接触的大多是克罗地亚人。他们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仍有着类似的期待。

而在萨拉热窝则完全不同。在正在解体的南斯拉夫，这座城市象征着多民族的共存：波什尼亚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都生活在一起。我遇到的人都觉察到，这种共处模式正面临分崩离析，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撕裂。

后来，我的照片与克罗地亚裔波黑作家米连科·耶尔戈维奇(Miljenko Jergović)的文字一道发表出来，他的文字贴切地表达了我的感受：

“高高的白杨、金合欢和白蜡树倒向奥匈帝国时期那庄严的哥特式大理石建筑。早已被酸性的雨水和共产主义侵蚀的石块在剥落；刻着永恒记忆的墓碑倒了，再也不会被竖起来，仿佛从未存在过。人们渴望温暖，不再愿意记下死者的名字。那些死者是冰冷的，被深埋在这些灰暗一切的下面，远离活着的人那些无望的希望，而那些活着的依然维持着36.8摄氏度的体温。”

靠破开的煤气管取暖

天气冷得刺骨，没有暖气。人们要么烧木头生火，要么用煤气取暖-具体做法就是在煤气管道上打个洞，然后在这个漏气孔上点火，让它一直烧着。由于我住在当地人家中，我亲历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学会了如何寻找柴火，也跟他们一起去打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熟悉了这座城市。

慢慢地，我扩大了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我连续几个小时在城里走动拍摄，只去那些尚能进入、且相对避开塞尔维亚狙击手的地方。城里仍在出版一份波黑报纸《解放报》(Oslobođenje)，通过报纸上的消息以及与房东的交流来判断局势。

我住在麦迪娜家里，我是通过埃尔文认识她的。她也是《Mladina》的记者。和她一起生活的还有她的姐姐亚斯娜、姐姐的孩子，以及伊斯米拉和塞亚德，他在波黑军队新闻办公室工作。

下面这些照片来自摄影师的私人档案，当年并未打算公开发表。

家庭聚会 — 在家里举办的一场小型聚会，来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准备了一瓶气泡酒和从假日酒店买来的蛋糕。与雅斯娜(手持酒瓶)、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位朋友，还有她的妹妹梅迪娜、伊斯米拉以及塞亚德一起，当时塞亚德在萨拉热窝新成立的波斯尼亚军队新闻处工作，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Thomas Kern

萨拉热窝啤酒厂前排队打水的人们 — 和塞亚德一起排队，为我们七口之家取水。取饮用水的最著名地点之一是萨拉热窝啤酒厂-一家位于市中心的知名当地啤酒厂，距离我们住处步行约15分钟，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一位路人拍下了我和我的瑞士摄影师朋友托马斯·穆西奥尼科（左）的照片，拍摄地点就在齐格兰区假日酒店后面。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 一位路人拍下了我和我的瑞士摄影师朋友托马斯·穆西奥尼科(左)，拍摄地点就在齐格兰区假日酒店后面。萨拉热窝，1992年12月。 Thomas Kern

与梅迪娜和埃尔文一同在波斯尼亚中部旅行。在泽尼察的国际酒店享用早餐。这家著名的酒店曾隶属于国有钢铁厂，不久后便永久关闭，泽尼察，1993年5月。 Thomas Kern

塞亚德在锯木头 — 塞亚德很幸运，在后院找到了一些木材，他在阳台上将它们锯成适合放进那个临时拼凑的小炉子里的柴火。大多数出租屋的暖气都停了，萨拉热窝的冬天寒冷刺骨。为了取暖和饮用水-既用于烹饪，也用于个人卫生，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萨拉热窝，1993年6月。 Thomas Kern

准备离开的人 — 来自“Network Photographers”的摄影师保罗·洛和罗杰·哈钦斯，以及来自“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的吉尔斯·佩雷斯，正准备启程，共同穿越黑塞哥维那前往莫斯塔尔，随后返回萨拉热窝，萨拉热窝，1993年6月。 Thomas Kern

坐在沙发上的人们 — 沙发中间坐着埃尔玛·阿巴兹奇奇，我曾多次与她共事；正在打电话的是她的母亲(即使断电，本地电话依然可以打通)，后面是摄影师保罗·洛，他后来娶了埃尔玛的妹妹，并在战后定居萨拉热窝，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广播室内的工作 — 泽尼特·多齐奇组建了一个由不同领域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在围城期间，他们制作了一档讽刺性的广播节目，回顾过去一周的事件。从城里前往那个广播工作室，途中会完全暴露在“狙击手巷”的射程之下，我曾有两三次在工作室里与他们共度一夜，萨拉热窝，1993年5月。 Thomas Kern

《Mladina》杂志的斯洛文尼亚记者埃尔文·赫拉德尼克-米尔哈尔奇奇与英国摄影师朱达·帕索在波斯尼亚中部的特拉夫尼克。特拉夫尼克，1993年5月。 Thomas Kern

为了买生日蛋糕去了假日酒店

在围城的第一个冬天，萨拉热窝几乎没有什么“日常生活”可言。但人们仍然努力地维持着正常：庆祝新年、给孩子过生日，大约每两周还有一家酒吧营业一次。当时我也不算富裕，但作为国际记者，我的条件仍比大多数人要好。例如，我曾为麦迪娜妹妹的女儿的生日聚会买了一个蛋糕-为此我特意去了一次假日酒店。

那段时间，我几乎一切都得靠自己。我并不想成为战地摄影师，但我显然已经身处这种境地了。我经常与其他记者打交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

那里几乎没有国际电话。只有电视台大楼里有一部卫星电话，每分钟收费20马克(约合100人民币)。后来我用它给我的总编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正确的地方，每天都在工作，会有好照片，但我回不去，你们只能等。”

1993年5月，我的作品首次以《巴尔干：一场欧洲灾难》为题发表在《du》杂志(一本在欧洲很有名的杂志)上。这场战争确实是一场灾难，而且就发生在欧洲。这与我此前去过的伊拉克完全不同。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争与我更有关联。

与瑞士之间的距离与联系

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当我看到街上的行人提着瑞士Manor百货的塑料袋时，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如果我开车连续行驶16个小时，第二天早上真的可以坐在苏黎世的Sprüngli咖啡馆里。在萨拉热窝，我还遇到一些来自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年轻人，这些人在瑞士我也可能会遇见。有一两次，我甚至遇到一些人，周末来到克罗地亚的战场，然后又回瑞士工作。直到今天，当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同龄男性时，我仍会想：30年前，他们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