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受害者追寻正义的人
日内瓦律师阿兰·维尔纳近25年来一直帮助战争罪受害者寻求正义。即便在国际司法体系日益动摇的时代，这位非政府组织Civitas Maxima的负责人也依然坚持着这场斗争。
相关内容
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是什么让一个人投身于战争罪行的记录工作，并将罪犯送上法庭？日内瓦非政府组织Civitas Maxima负责人阿兰·维尔纳(Alain Werner)的答案是“机缘巧合”。
“当初决定学习法律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发自内心，”维尔纳斟酌着说。他的父亲是国际仲裁领域的专家，母亲是监狱牧灵人员，祖父则是一名法官。正义的召唤几乎无处不在。
“最终，我选择了一条这样的职业道路：在法律层面足以让父亲满意，在人文层面又足以让母亲欣慰，”他说着露出微笑。他很笃定地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
“不过，更大的幸运在于，我1993年进入日内瓦大学攻读法律时，恰好赶上了这一学科的复兴时期。”即将年满54岁的阿兰·维尔纳谈起那段岁月时，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
国际司法的黄金时期
就在那一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刚刚成立。一年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也随之设立。
“从纽伦堡审判结束到柏林墙倒塌之间，国际司法经历了大约50年的沉寂期。而我那个年代，它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蓬勃发展，”维尔纳回忆道。
在法学院期间，他参加了罗伯特·罗斯(Robert Roth)教授主持的研讨课。这位教授后来成为黎巴嫩特别法庭法官。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后，维尔纳前往纽约，进入享有盛誉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在那里，他结识了自己专业领域的另一位权威人物。这位后来被誉为“独裁者猎手”的人，正是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美国律师里德·布罗迪(Reed Brody)。
“对我来说，他是个明星人物。我们当时坐在教室里，想方设法接近他，希望能加入他的团队工作。但他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因为他的团队早就人齐了，”维尔纳笑着回忆道。
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与布罗迪并肩工作多年，共同参与针对乍得前独裁者伊德里斯·哈布雷(Hissène Habré)的审判。
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维尔纳不断提及那些令他敬佩的朋友和同事，回忆自己到访过的地方和亲历的历史事件，并为这些往事补充各种法律细节，语速快得惊人。
说到一半，他会突然停下来道歉，接着回到之前的话题，然后又跳到后面的情节。他的思绪仿佛延伸至全身，以至于身体坐在椅子上也难以真正安静下来。
2003年，他完成了在纽约的学业。就在一年前，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我记得当时对自己说：‘如果这种进步速度能够持续下去，那么20年后我们就赢了-有罪不罚将不再是常态，而会成为例外。’”他说这番话时语气里依然充满坚定。
查尔斯·泰勒审判
回到瑞士后，阿兰·维尔纳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尽快再次出发。2003年，瑞士政府派遣他以专家身份前往位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当时，这个国家刚刚走出一场血腥的内战。这位日内瓦律师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
他认为，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机遇。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这位律师反复提到幸运与机缘巧合，以至于让人几乎会忘记，为了在国际刑事司法这一狭小而竞争激烈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2006年，一起事件加速了他的职业发展。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尼日利亚被捕，随后被移交至弗里敦。他被指控从邻国利比里亚支持革命联合阵线叛军，而该组织曾在塞拉利昂实施令人发指的暴行。
查尔斯·泰勒后来成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首位被国际法庭定罪的前国家元首。
“没有人曾想过这真的会发生，”维尔纳回忆道。当时，在办公室里，真正熟悉革命联合阵线所犯罪行的律师寥寥无几，而他正是其中之一。
于是，有人邀请他留下来，协助证明这些暴行与查尔斯·泰勒之间的关联。此后数月间，他奔走于西非各地，寻找那些已经悔悟的前战斗人员，他们曾直接受命于这位下台总统。
“2008年整整一年，我都待在海牙。我们听取了大约100名证人的证词，其中约30人是前武装组织成员。那是一段疯狂的经历。”
近距离接触受害者
2009年，他的朋友、英国律师卡里姆·汗(Karim Khan)邀请他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同行。(汗后来于2021年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并于2026年被解除职务。)
两人在柬埔寨共同代理约30名受害者，参与针对一名红色高棉责任人的首次审判。虽然维尔纳得不到任何报酬，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一直梦想能够更直接地帮助受害者，”他回忆说。与查尔斯·泰勒案不同(当时受害者只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红色高棉案件中，受害者得以作为附带民事原告参与审判，直接在司法程序中发声。
维尔纳代理的是一群遇难者家属。他们的亲人在S-21监狱遭受酷刑，随后被处决。1975年-1979年间，1.2万-2万人死于这座监狱。
谈起自己感受到这些家属内心的持久伤痛，以及事发30年后他们对正义的渴求依然十分强烈时，维尔纳的声音变得哽咽。他说，当时感觉“仿佛被狠狠扇了一记耳光”。“也许正是那次经历，让我与受害者之间建立起了更深的情感联系，”他补充道。
尽管他有意识地选择不为加害者辩护，但这位律师并不愿意被贴上“英雄”的标签。
“我一直对刑事辩护律师怀有极大的敬意和钦佩,”他强调说。他觉得，这些律师从事的是“一项更困难的工作”，而且在公众中得到的认可要少得多。
少年时期，维尔纳曾目睹自己的继父、日内瓦银行家罗贝尔·勒克莱尔(Robert Leclerc)在一宗备受关注的诈骗案审判后被判有罪。当时，家族中最重要的律师、一位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被他视为“佐罗一样的人物，孤身对抗所有人，像最后一道盾牌般挡在司法机器面前”。
“如果出于对家族的忠诚，我本该努力成为日内瓦一名杰出的刑事辩护律师，”他补充道。如今，他依然保留着辩护律师的典型装束：一套剪裁考究的浅灰色西装，只是少了一条领带。
压力下的司法体系
2012年创立Civitas Maxima时，维尔纳希望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司法体系做出贡献-不留下任何“盲区”，也就是不让那些掌权者有可乘之机，因政治原因逃避司法追责。不过，他也承认，如今这样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入流”。
这位日内瓦律师忧心地关注着国际刑事法院所面临的压力。由于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在内的以色列领导层成员发出逮捕令，该机构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攻击目标。
美国甚至扬言要将国际刑事法院“逐块拆毁”，同时向各国施压，要求它们退出规范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的《罗马规约》。此前，美国已对部分法官和检察官实施制裁；现在，制裁对象进一步扩大至整个法院机构。这在国际司法史上几乎前所未有。
“我从未想过局势会糟糕到这种程度，”维尔纳叹息道。不过，在谴责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治攻击之余，他对这家机构的绩效同样持批评态度。该机构每年的预算约为2亿欧元(约合16亿人民币)。
“国际刑事法院在近25年里花费了超过20亿欧元，却只做出了10项定罪判决，而其中绝大多数被定罪者都是非洲叛军，”他抱怨道。
阿兰·维尔纳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把这场斗争转移到国家层面，”这意味着加强专门调查战争罪的机构，并更坚决地贯彻普遍管辖原则。这样，即便有人在境外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各国仍可以对其提起刑事诉讼。
针对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
执掌Civitas Maxima14年后，这家如今年度预算已达250万瑞郎(约合1500万人民币)的机构，已经取得了多项成果。约20人的团队每天都在从事细致入微的采证工作，通过这些证据将多名参与内战的人送上法庭。
其中包括利比里亚前叛军指挥官阿利厄·科西亚(Alieu Kosiah)。2021年，他被位于贝林佐纳的瑞士联邦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定罪。这是瑞士非军事法院审理的首宗此类案件。2023年，他又在二审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定罪，创下瑞士司法史上的先例。
除了法国和美国的4项有罪判决外，他的团队还推动了“十多次逮捕或逮捕令的签发”。谈及这些成果时，他难掩自豪。他还神秘地告知：全球范围内还有多起案件正在推进，只是出于办案需要，目前仍须保密。
尽管国际司法机构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有罪不罚现象似乎在全球抬头，但作为两个年幼女儿的父亲，他依然保持乐观。
“灾难越深重，我们越不能放弃抗争，”他说：“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和下一代是否仍然能够相信：这些严重罪行，无论加害者是谁、影响有多深远，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编辑：Pauline Turuban，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这是本系列人物专访的第二篇，聚焦那些见证并折射日内瓦国际社会变迁的人物。下一篇将介绍日内瓦州国际关系负责人贝娅特丽斯·费拉里(Beatrice Ferrari)。在越来越多国家缩减对日内瓦国际平台的投入，甚至陆续撤离之际，她的经历或许能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座“国际之城”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
第一篇：《阿兰·德莱特罗：在一个不再相信战争法的世界里，捍卫战争法的人》
相关内容
我们关于外交事务的时事通讯
在 Google 搜索结果中查看更多 Swissinfo 报道。 了解更多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