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与其不朽传奇背后的秘密
五月的一个晴朗早晨，瑞士阿尔卑斯山沐浴在阳光之下。碧空如洗，偶有几缕白云掠过；阳光温暖明亮，空气却依旧清凉。我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这样的天气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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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参与的这场行动会相当暴力，绝非泄一时之愤。恰恰相反，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数月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指示指令，要求我们在这次聚会上使用化名，并需要乔装打扮。
后来我才发现，瑞士政府和英国政府都牵涉其中。那么这场“阴谋”究竟涉及到多高层面的政治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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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在在海拔823米处。此刻，我正站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上，身旁是一道瀑布。头顶上方，激流穿过岩壁上的一个缺口倾泻而下，坠落数百米，注入下方深潭。只要脚下一滑，便足以致命。
前方站着两名男子。其中一人穿着适合出席歌剧院的服装，或者更准确地说，看起来像19世纪的装束：燕尾服、高顶礼帽和黑色披风。另一人则披着粗花呢斗篷，戴着一顶猎鹿帽。随着一声大喊，戴高顶礼帽的男子猛冲上前，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都试图将对方推下悬崖。
就在看起来戴猎鹿帽的男子即将占据风时，两人却忽然停下，整理了一下衣着，然后重新来过，好让电视新闻摄制组能够拍到更理想的角度。
我们这群来自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人，正在进行每十年一次的莱辛巴赫瀑布(Reichenbachfällen)朝圣之旅。
据说，1891年，我们的偶像就在这里与宿敌詹姆斯·莫里亚蒂(James Moriarty)教授一同坠崖身亡。莫里亚蒂被称为“犯罪界的拿破仑”，是福尔摩斯最著名的死敌。
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我们一行近60人，身着维多利亚时代服饰，在瑞士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旅行。
我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一切看上去相当荒诞。我戴着高顶礼帽、穿着长礼服热得直冒汗，并不断提醒自己，我其实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狂热的福尔摩斯迷。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对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s )爵士创造的这个人物所留下的巨大文化影响力感兴趣。
“我到处都能听见人们谈论夏洛克，”这位大侦探的哥哥迈克罗夫特(Mycroft)曾这样说道。这句话出自1893年的短篇小说《希腊译员奇案》(The Adventure of the Greek Interpreter)，而这部作品中对未来的预言，远比当时任何人能够想象的都更加精准。
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出镜次数最多的虚构角色”排行榜上，福尔摩斯几乎总是名列前茅，与圣诞老人和吸血鬼并驾齐驱。即便从未读过任何福尔摩斯小说的人，也知道他是谁。
而未来，人们会更频繁地见到他。柯南·道尔作品的版权现已到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福尔摩斯这一角色。
目前，观众可以看到现代剧集《华生》(Watson)，讲述的是福尔摩斯的助手在回归医学事业后的故事；而另一部盖·里奇操刀的作品《少年福尔摩斯》(Young Sherlock)，则最具“里奇特色”-快节奏剪辑、黑色幽默、动作场面和略带痞气的英伦风格。
明年，雷夫·斯波尔(Rafe Spall)还将主演《福尔摩斯之死》（The Death of Sherlock Holmes)。而这还只是电视领域。
《福尔摩斯杂志》(Sherlock Holmes Magazine)主编阿德里安·布拉迪(Adrian Braddy)表示，该刊每年都会刊登80多篇关于福尔摩斯新书的书评。与此同时，距离贝克街仅几步之遥的伦敦摄政公园露天剧院(Regent’s Park Open Air Theatre)，最近也推出了一部新戏剧《福尔摩斯》。
所有这些尚且只是文化层面的影响力。至于这个人物在现实世界留下的“足迹”，更是随处可见。
伦敦贝克街地铁站的墙面不仅铺满了福尔摩斯标志性的侧影图案；车站外矗立的福尔摩斯雕像，也只是全球至少五座同类雕像中的一座。仅在上个月，我就参观了三家福尔摩斯博物馆。而去年，这位大侦探甚至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乐高套装。
然而，最让我着迷的，还是福尔摩斯这段离奇“人生”的另一面：人们会给他写信。有记录可查的第一封寄给这位侦探的信出现在1890年。
一位来自费城的烟草商人在信中请求获得一份福尔摩斯关于烟灰研究的论文副本。小说里，福尔摩斯曾自称能够分辨140种不同类型的烟灰。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通过柯南·道尔转交信件给福尔摩斯。虽然作者为这位侦探设定的住址是贝克街221B号，但当时这条街的门牌号实际上还没有排到那么远。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
首先，伦敦市政部门将与贝克街连成一线的多个街段统一纳入贝克街，并在北端增加了200号以上的门牌号码。
其次，艾比路建筑协会(Abbey Road Building Society，艾比国民银行
前身)在贝克街219至229号之间建成了新的总部大楼，而221B号恰好位于这栋建筑覆盖的范围内。
1935年，第一封寄给福尔摩斯、地址写着“贝克街221B”的信件寄到了这里。
该银行决定回复这些来信，并作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名秘书给写信人回信称，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福尔摩斯先生已经退休，现居苏塞克斯郡。此后，信件如潮水般涌来，而且持续了几十年。
有人邀请福尔摩斯发表演讲，有人索要签名，当然，更多的是请求他协助侦破案件。
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仍在继续。只不过自从艾比路建筑协会并入桑坦德银行之后，这些信件被转寄到了街上稍远处的福尔摩斯博物馆。
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我即将推出的一套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当代福尔摩斯通信秘书的故事。他决定运用偶像福尔摩斯的方法，调查这些来信中提到的一桩案件，却很快发现现实远没有小说里那么简单。
在为小说做资料搜集时，我很快发现，陪着福尔摩斯“演这场戏”的并不只有艾比路建筑协会。
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名作家发明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游戏”(The Game)的玩法。规则很简单：
把福尔摩斯当作真实存在的人，并尝试从小说中拼凑出他完整的人生。
这个游戏最初其实是一种对神学的调侃，天主教神父兼推理小说家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Knox)想借此嘲讽某些圣经学者。那些学者认为，《福音书》中的矛盾之处证明它不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于是，诺克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刨析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各种自相矛盾之处。由于柯南·道尔写作速度极快，又很少仔细核对自己此前作品中的细节，因此小说里出现了不少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华生在不同故事中时而单身，时而已婚，时而丧偶；他在战争中受的伤，其性质和位置也随着年份不断变化。
诺克斯据此一本正经地论证说：这些故事显然不可能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因此福尔摩斯探案记实际上应该有两位作者。
无论诺克斯的初衷是否只是开玩笑，但这个想法却受到了追捧。英国甚至成立了福尔摩斯协会，专门讨论这类问题。推理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也是其中的成员。她写道：“这件事已经成为英国和美国一小群高雅幽默家的一项业余爱好。”
她还补充说：“游戏的规则是，必须像在洛德板球场进行郡际板球比赛一样严肃认真地参与。哪怕只有一点点夸张或表演痕迹，都会破坏整个氛围。”
一个令人胆寒的地方
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踏上了这场瑞士之旅。组织者要求每位参与者都要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选择一个角色扮演。这里指的是柯南著的福尔摩斯原版小说，这些小说被福尔摩斯迷圈中的人称作“正典”（The Canon）作品。选中角色后，大家必须在整个行程中始终保持这一身份。
刚得知这一要求时，我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这正是为自己即将创作的小说系列搜集素材的绝佳机会。毕竟，我笔下的主人公本就是个痴狂的福尔摩斯迷。
当第二次有人问起我要扮演的角色时，我意识到已经无法再拖延下去了。
翻阅小说后，我发现《布鲁斯-帕廷顿计划》(Bruce-Partington Plans)中的一个反派-瓦伦丁·沃尔特上校(Colonel Valentine Walter)，被描写为“一个五十岁左右、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留着浅色胡须的男子”。于是我想，他身上的三项特征，对我来说不难演。
我们在洛桑集合。和福尔摩斯一样，我也是乘火车来到瑞士的。小说中的福尔摩斯当时正努力摆脱宿敌莫里亚蒂的追踪。我这次的行李箱比平常出门5天携带的箱子大了不少，因为我还带着长礼服。
在酒店房间里，我换上了服装，对着镜子打量自己。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看起来挺时髦；另一方面，我又担心看起来太过可笑。
我曾经采访过三位首相，还曾搭乘“支奴干”直升机飞往喀布尔。我一直希望能被别人严肃对待。
但这样着装的好处是，很容易在酒店大堂里找到自己的同伴。女士们穿着宽大的裙装，男士们则打扮得仿佛正要前往阿斯科特赛马会。只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人穿得活像剑桥大学橄榄球队队员。
熟悉福尔摩斯故事的人大概已经猜到了：他扮演的是《失踪的中锋》(The Missing Three-Quarter)中的人物。
与每次加入一个自己算是年轻成员的团体一样，我立刻对这些人产生了好感。
尽管如此，我还是靠在一根柱子旁，与大家保持一点距离，不断提醒自己：我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可当我无意间瞥见镜中的自己时，却忽然发现，这个头戴高顶礼帽的人实在很难与他们保持“距离”。
这时，一位女士兴冲冲地向我走来。“我们太兴奋了！您扮演的是哪位角色？”她的热情让我措手不及，以至于后来竟想不起自己当时究竟回答了什么。
“一个人一旦充当了某个角色，通常就会一直保留这个身份，”扮演莫里亚蒂的人后来对我说。
他看起来神秘兮兮的，后来我得知，在现实中他的职业其实是一名律师。莫里亚蒂的名气几乎与福尔摩斯不相上下，但在原著中直接出场的其实只有两篇故事。
柯南·道尔在《最后一案》(he Final Problem)中创造了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超级反派，他是唯一能够与这位超级侦探匹敌的对手。
到1893年时，柯南·道尔已经写完两部长篇福尔摩斯小说和两部短篇集，对自己创造的这个角色逐渐感到厌倦。
在他看来，福尔摩斯故事的巨大成功掩盖了自己真正看重的历史小说，而他写的那些历史小说才是他心目中的重要作品。
后来，柯南·道尔来到瑞士，去了莱辛巴赫瀑布。在那里，他开始思考如何让福尔摩斯死去。他把这个地方描述为“令人胆寒”，说瀑布“坠入一个巨大的深渊之中”。
对于作者而言，这正是最理想的地方：让福尔摩斯在与宿敌殊死搏斗之际，英雄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今的莱辛巴赫瀑布已不如当年那般气势磅礴，因为大部分水流被引入了一座水力发电站。
甚至还有一种传闻称，瀑布之所以还有水，只是因为当地政府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特意暂时将水流重新引回了原来的河道。
此外，还有一位英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我们，以防有人太过投入这场纪念活动，而真的追随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一起跳下深渊。
这时，我已经逐渐习惯了自己的这身装扮。旅行的第二天，我甚至特意返回酒店换装，因为据扮演莫里亚蒂的人告诉我，晚宴要求穿白色燕尾服。
参加这趟旅程的人大多是男性，但并非全部都是男性。希瑟·欧文(Heather Owen)扮演的是特纳太太(Mrs. Turner)。这个角色其实源于柯南·道尔的一个编辑失误。在创作《波希米亚丑闻》(A Scandal in Bohemia)时，一时忘记了福尔摩斯的房东本应叫哈德森太太(Mrs. Hudson)。
欧文加入福尔摩斯协会已有多年。“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参与的游戏，”她说。对她而言，其魅力在于能够探索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生活方式。“它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其他几位女性则坦率承认，自己是应丈夫要求才来的。专程从美国赶来的琼·布兰克斯廷(Joan Blanksteen)指着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婚，我就把这套衣服拿给法官看，让他知道我这些年都忍受了什么。”
她丈夫查尔斯则详细讲解起自己扮演的人物可能使用过哪些类型的气枪。他扮演的是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Colonel Sebastian Moran)。在《空屋历险记》(The Empty House)中，正是这个人物试图刺杀福尔摩斯。
自童年以来，《福尔摩斯探案集》就一直摆在他的床头。《空屋历险记》发表于1903年。正是在这篇故事里，柯南·道尔最终向公众压力低头，让福尔摩斯重返人间。
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次失败，也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读者真正想从他那里看到的，是这些福尔摩斯故事。
不过，也许这一切都是他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耐人寻味的是，在《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的遗体并未被发现。这也为这个角色日后“复活”留打下了伏笔。
第一位超级英雄
福尔摩斯之死引发的反响非同寻常。据说，当时伦敦街头甚至有人佩戴黑纱，以悼念这位并不存在的侦探。柯南·道尔本人则收到了大量谩骂来信。
如果有人认为“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现象，比如青少年觉得自己仿佛真的认识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或哈里·斯泰尔斯(Harry Styles)，就需要再想想了。
195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尔摩斯协会重新成立。此前的协会已经解散。而新协会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有力证明，证明这种情感联结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存在。
大多数文学社团纪念和研究的对象都是作家本人，而不是他们笔下的虚构人物。
我总会问每一个与我交谈的人：福尔摩斯究竟为什么如此令人着迷？“我喜欢他的不完美，”专程从加拿大赶来的劳拉·斯帕克斯(Laura Sparks)说。对另一些人而言，他是第一位超级英雄，只不过他的超能力不是飞天遁地，而是观察力和演绎推理。
福尔摩斯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故事处处洋溢着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于科技和未来的乐观信念。侦探所代表的科学方法，恰恰契合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理解，并最终被掌控的。
除此之外，还有故事本身的魅力。《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仅用了七周时间便完成写作和出版，却堪称扣人心弦的悬疑小说典范。它采用的三幕式结构，即便说这是今天的好莱坞编剧工作室的产物，也无人质疑。
这部作品并不是典型的“谁是凶手”故事，因为在情节进行到约三分之二时，读者就已经知道了反派是谁。真正的悬念是“凶案如何发生”：那个在荒原上游荡的神秘生物究竟是什么？
曾担任好莱坞编剧、后来创作了六部畅销福尔摩斯续作的邦妮·麦克伯德(Bonnie MacBird)认为：“柯南·道尔的写作风格奇妙地带有一种电影感。与同时代作家不同，他大量运用对话，而描写却简洁有力、令人过目难忘。他能够迅速搭建场景，然后以电影般的叙事直接将读者带入故事之中。”
不过，对许多读者来说，最令人难以割舍的还是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学史上最经典的搭档故事之一：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却始终无法离开彼此。
华生生命中的妻子们，也许有过四位甚至五位，来来去去，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未曾留下；而福尔摩斯却始终是那个不变的存在。
为伦敦摄政公园露天剧院创作《福尔摩斯》舞台剧的编剧乔尔·霍伍德(Joel Horwood)说：“福尔摩斯这个角色被塑造得如此完整，以至于为他继续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感觉就像获准拿起柯南·道尔的玩具继续玩耍一样。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这个角色已经如此彻底、如此理所当然地属于观众。
柯南·道尔创造了一个受人爱戴、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杀死的人物。”事实上，早在柯南·道尔在世时，福尔摩斯就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掌控。
想想那个深入人心的侧影吧：构成其标志性特征的许多元素，其实并非出自柯南·道尔本人之手。
是《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的插画家西德尼·佩吉特(Sidney Paget)为福尔摩斯戴上了猎鹿帽；而将福尔摩斯搬上舞台的演员威廉·吉列(William Gillette)，则让他叼起了那根著名的弯烟斗。
对福尔摩斯迷来说，各种影视改编始终是一把双刃剑。BBC版《神探夏洛克》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其中许多细节显然是专门写给老读者看的彩蛋。第一集里，就有关于华生“不断变换位置的伤口”的情节，调侃的正是原著中的著名漏洞。
至于《少年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协会聚会上最委婉的评价，大概只能是“褒贬不一”。
不过，改编者倒是可以拥有作者授予的自由。当年威廉·吉列曾问柯南·道尔，是否可以让福尔摩斯在舞台剧中结婚。柯南·道尔回答道：“你可以让他结婚，可以杀了他，或者随意对他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我们在酒店酒吧里把这些问题一直讨论到深夜，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一直坚称只是一个旁观者，其实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二十年前妻子送了我一套格拉纳达电视台拍摄的《福尔摩斯》DVD；每换一部新手机，我最先下载的书总是福尔摩斯探案集；我有一张儿子出生那天，给他朗读《波希米亚丑闻》的照片。这些都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行为。
而且，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当我们站在莱辛巴赫瀑布旁，看着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在摄影机前一次次扭打时，一名戴着猎鹿帽的中国年轻女子从转角处走了过来。她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特地选择有这个活动的周末来到这位英雄殒命的地方。
当她亲眼看到福尔摩斯站在自己面前时，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一个多世纪前，他的创造者曾试图杀死他；而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夏洛克·福尔摩斯依然拥有这样的力量。
版权归《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所有，年份为2026年。
(译自德文：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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